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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芻議滿文書法的體式
原出處:《地域文化研究》2020年第6期133-139, M0006, 共8頁
作者:關玉偉 王碩
摘要:滿文是記錄滿語的文字,在書寫過程中受漢字書法的影響,形成了多種體式,但卻沒有明確的系統分類。本文依據現存的一些滿文資料,從書法藝術的角度,對滿文書法的體式進行了初步的分類,以期使滿文書法這門藝術進一步走向系統化、規範化。
關鍵詞:滿文書法 體式
Abstract: Manchu characters are the carrier of Manchu language. It has formed a variety of styles influenced by Chinese calligraphy during the writing process. But there is no clear systematic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some existing Manchu documents, this paper proposes a preliminary classification of the styles of Manchu calligra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lligraphy art, in order to further systematize and standardize the art of Manchu calligraphy .
Keywords: Manchu calligraphy style
滿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其族源可追溯到公元前中國史籍中所記載的肅慎人,在以後的典籍中,肅慎即被稱為「挹婁」,到了北朝和隋唐時期,肅慎人和挹婁的後人被稱為「勿吉」和「靺羯」。遼契丹人稱其為「女直(女真)」,此後靺鞨這一稱謂便被「女真」所取代。明代女真分為建州、海西(扈倫)、東海(野人)女真三部。1616年,愛新覺羅努爾哈赤起兵統一女真各部落,建立後金。1635年陰曆11月13日,皇太極頒布詔書廢除「女真」的族號,改稱「滿洲」,自此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誕生了。滿語是滿族人使用的語言,但在滿族沿襲的不同歷史時期,用於記錄滿語的文字系統是不同的。
金朝的女真人使用的是女真文,金滅後,女真文仍在東北地區通行,至王杲被害,女真文字於女真人中失傳。到了明朝中期,則普遍使用蒙古文。清太祖努爾哈赤在今遼寧省新賓滿族治自縣築城赫圖阿拉,初定國政後,於1599年命額爾德尼和嘠蓋「以蒙古字」「聯綴成句」,「創立滿文,頒行國中。滿文傳布自此始」①。經過三十多年的實踐,為了解決滿文的一些弊端,1632年,清太宗皇太極命巴克什達海,對滿文進行了改進,於是,加圈點的新滿文問世了, 而且一直沿用至今。
本文所述滿文書法的體式,僅限於新滿文。
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後,滿文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不但用於官方文書(如詔書、奏摺等),還翻譯了大量的漢文經典(如《四書》、《五經》等),同時,受漢語文化的影響,也形成了滿文書法。由於毛筆是中國封建時期乃至近現代日常辦公書寫的最主要工具,因此,在滿文創製後的三百多年的時間裏,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形成了大量用毛筆書寫的滿文文獻資料,並積澱遺存下來,如詔書、奏摺、實錄、家譜和實用書籍,其中滿文的書寫書體形式多樣,字體也是豐富多彩,但是關於滿文書法的論述並不多見。
有關滿文書法的文獻還是有的,如鄒蘭欣所著《滿文篆書簡論》,黃錫惠所著《滿文小篆研究》(上、下),滕紹箴《清代滿文篆書之管見》等。但就滿文書法的體式而言,卻未見完整的論述。網絡搜索引擎上,也可以搜到少量有關滿文書法的記述,如在百度百科上可以搜到對滿文書法的解釋:「滿文書法是清乾隆時期模仿漢文篆字創製的一種書法。1748年(乾隆十三年),清乾隆帝命傅恆等人,仿照漢文篆字,重新創製了滿文篆字,共計32體,並確定了各體篆字的滿漢合璧名稱。滿文有楷書、行書、草書和篆書四種字體。」但是這段敘述混淆了書法、書體和字體的關係,書法不是某個人創製的,書法是一門文字書寫藝術,個人只能創製書體和字體。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滿文的體式進行一下剖析,以求拋磚引玉、去偽存真,理順書法愛好者們對滿文書法的認知。
書體一般是指傳統書寫字體、字形的不同形式和區別。從現存的滿文文獻資料看,滿文書法的書體有四種:楷書、行書、草書和篆書。在這四大類書體下,又有很多字體。
一、楷書(ginggulere hergen)
楷書是滿文創製之初和官方改進後最標準的滿文,是最規範的書寫字體。如果是在現代,就可以認為是標準的印刷體,其特徵是:結字的構件(圈、點、泡、牙等)形態要求完全一致(圖1)。書寫要求法度嚴謹、一絲不苟,不可造次,這種書體容易辨識,一般用於正式場合,如詔書、奏摺、墓誌、書籍等,在清代官方的文字記載、墓誌以及刻板印刷中,多用這種書體。
圖1 本溪墓誌
圖2 光緒遺詔原件
楷書的字體有很多,從不同的角度區分,主要有以下幾類:
一是從書寫的文字的大小上區分,可以分為大楷、中楷和小楷。字的大小會對書寫形成制約,大楷,筆者認為至少字的寬度在6cm以上(待商榷),大楷的書寫空間夠大,因此結字必須完整。中楷,字的寬度在3到6cm(待商榷)。小楷字的寬度在3cm以下。字越小,由於受到空間的限制,對書寫的要求越高(圖2)。
二是從結字的字尾形態上區分,從現有的資料上看,可以分為館閣體(圖1、圖2)、和草字尾體(圖3)。由於滿文是豎寫的拼音文字,因此頭和尾的形態影響到整個字的形態,其中館閣體的字尾特點是:陽性字尾略粗、右下傾;而陰性字尾略細、向左弧線的弧心在上且總體較平。對於大彎鉤尾的標準滿文,原來已有「草字尾」的名稱,但是這種字尾的滿文也是標準滿文的一種,因此我們姑且暫且稱其為草字尾體楷書,其特點是:陽性字尾較粗且向右彎出;而陰性字尾細長,向左下方斜出。
圖3 草字尾體楷書
三是從書寫和印刷的角度來區分,則分為印刷體(圖4)和手寫體,手寫體自不必多說,印刷體是滿文借助現代計算機技術,借鑑蒙古文字體二創造的標準字體,有黑體、白體和文鑑體等。
從書法研究的角度看,楷書的手寫摹本很多,筆者認為:清朝時期的詔書、狀元卷等是標準的楷書摹本。滿文墓碑拓片,亦可作為臨習的摹本,但是要「透過刀鋒看筆鋒」,可在充分了解和掌握毛筆的筆法後再臨摹。
圖4 印刷體滿文
二、行書(gidara hergen)
行書,一般認為是楷書的快寫。由於滿文是拼音文字,因此在快速書寫的時候,對影響讀音的構件不能含混,必須清晰可辨,沒有二義性。基於這種認識,草書的書寫比楷書要快,結字可以有適當的簡化和牽絲映帶,從書法的表現力上看也更加豐富,如結構的穿插避讓,筆畫的方圓對比,用墨的深淺乾濕等等。
由於行書的書寫自由度較大,每個人在書寫的過程中,多多少少帶有個人的特點,因此,行書的字體有很多種。從現存的滿文行書資料情況來看,筆者初步歸納了有代表性的行書字體如下:
一是康熙字體(圖5)。主要是以康熙皇帝朱批為代表的滿文行書,乾隆皇帝、胤礽等許多人的手稿也屬於這種字體。這種字體的主要特點是:線條粗細變化不大,書寫疏朗流暢,圈點順勢而為,映帶自如,字牙多有省略,字尾平直且收筆時一般有較明顯的回鋒。
圖5 康熙皇帝的行書
二是家譜字體(圖6)。這種行書字體多見於民間家譜、家書和特勒本子等,這種行書的特點主要是:S書寫時折筆較園,圈點清晰明確,陰性字尾細長,陽性字尾粗而短或粗而長(一般用於封面書寫)。
圖6 寧古塔瓜爾佳氏特勒本子
三是官修手寫檔案字體(圖7)。這種字體多見於清代的官修滿文檔案,或手抄書籍。這種行書字體的主要特點是:陽性字尾向右下方斜出,彎鉤較大,陰性字尾向左下方斜出,w向左下方45度斜出較長,字牙兒清晰。還有很多清朝時期的滿文官修檔案或書籍使用此類字體,形式雖然因記錄人的書寫習慣而有所變化,但是基本風格一致。
圖7 清代手寫滿文檔案(局部)
四是《長白山誌》字體(圖8)。此書編成於清乾隆年間,其滿文書寫風格別具匠心,這種滿文行書的主要特點是:s(x)的轉折向右上角約45度斜出,w、f字幹左側部分向左下方斜出較長,陰性字尾向左下方與字幹成30度角幾乎呈直線斜出,陽性字尾為小勾成為其最大特點。
圖8 《長白山誌》(局部)
行書的字體因人而異,還有很多有待於發掘、整理和歸納。
三、草書(lasihire hergen)
滿文的草書是在許多涉及滿文書法的資料中都有記述,但是真正的滿文草書並不多見。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研究:
二是從蒙古文草書的角度考慮。新滿文的創製源於蒙古文,借鑑學習一下蒙古文的草書資料(圖9)可以對滿文的草書分類有所裨益。蒙古文的草書資料比較多,大部分是現代人書寫的草法草書,形式很多。但就蒙古文草書結字方法上看,也未見形成一個共識性的規律,但是在筆法、用墨上主要是借鑑了漢字書法的一些技法,在章法上有很大的突破,既有章草的韻味,也有大草影子,甚至有十分寫意的結字及象形的影子,這些技法值得滿文草書學習借鑑。
圖9 蒙古文草書作品
三是就滿文草書而言,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發展:一是挖掘滿文創制以來的草書作品(文獻資料)加以歸納;二是要借鑑漢字、蒙古文草書的優秀技法,為我所用;三是不斷總結滿文草書的規律,逐步形成共識,形成滿文草書的知識體系。(圖10)
圖10 滿文草書
四、篆書(fukjingga hergen)
在滿文書法的相關文獻中,唯有滿文的篆書論述最為完善,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清高宗弘曆(乾隆)因「我朝國書,音韻合乎元聲,體製本乎聖作,分合繁簡,悉協自然。唯篆體雖舊有之,而未詳備,寶璽、印章,尚用本字,朕稽古之暇,指授臣工,肇為各體篆書」②。正式以「傅恆、汪由敦充總裁官。阿克敦、蔣溥充副總裁官」,及收掌官二人、校對官十一人、清字謄錄官十五人、漢字謄錄官三人、監造四人負責③,將清文「肇為各體篆文」。自此,規範化的滿文篆書誕生了。鄒蘭欣先生在《滿文篆書簡論》中,以小篆為例詳述了滿文篆書三十二類分別是:玉筋篆、柳葉篆、雕蟲篆、穗書、蝌蚪書、龍爪篆、墳書、麟書、龜書、龍書、剪刀篆、芝英篆、纓絡篆、垂露篆、奇字篆、轉宿篆、殳篆、金錯篆、大篆、小篆、懸針篆、鵠頭書、鳥書、鐘鼎篆、垂雲篆、鳥跡書、刻符書、飛白書、倒薤篆、上(尚)方大篆、碧落書、鸞鳳篆。黃錫惠先生在《滿文小篆研究》中,對滿文篆書的結字拼寫規律做了進一步詳盡的闡述,這裏不做贅述。
就滿文篆書的應用而言,從現有的資料看,主要應用於印章,如皇帝之寶(han i bou bai)、奉天之寶(abka de jafara bou bai,見圖11)。
圖11 奉天之寶
誠然,滿篆主要應用與印章,是歷史事實,也是歷史的局限。滿篆應用於一般性的書法作品創作,具有極大的空間。就滿篆的筆法而言,完全可以借用漢字篆書(蒙古文篆書)的筆法,從現代幾位滿文書法家的作品看,也具有自己獨特的審美價值,因此創作空間巨大。
① 《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三。
② 《漢滿篆文御製盛京賦》。
③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三百二十四
④ 鄒蘭欣《滿文篆書簡論》
⑤ 黃錫惠《滿文小篆研究》(上、下)
[轉] 陳高華:論元代的稱謂習俗
● 陳高華
一
(一)漢族一般稱謂
元代,男性之間交往,凡是對方有一定身分地位,便稱之為「官人」。對同輩男子常以「哥哥」相稱。「官人」表示尊敬,「哥哥」則在尊敬之外,又有親切之意。此外,在高麗漢語教科書《朴通事》和《老乞大》中,「官人」、「哥哥」之稱隨處可見,元代雜劇中亦多有這樣的稱呼。
與「官人」近似的稱呼是「舍」。雜劇《趙盼兒風月救風塵》中,周同知之子稱為周舍(注:關漢卿作,《元曲選》第193頁。)。而在《羅李郎大鬧相國寺》中,羅李郎以織造羅緞致富,有一個義子名叫湯哥,終日飲酒非為。酒家上門「叫湯舍付酒錢」,羅李郎說:「咱家誰做官來,叫湯舍。」(注:張國寶作,《元曲選》第1569頁。)說明稱「舍」本來限於官僚貴族子弟,但實際上富戶子弟亦已被稱為「舍」了。高麗的漢語教科書《朴通事》中,多處出現與「舍」有關的稱呼,例如:「夜來兩個舍人操馬」;「孫舍混堂裏洗澡去來」;「好大舍,那裏下著裏」;「一個放債財主,小名喚李大舍」;「孫舍那醜廝」;「你去東鼓樓北邊王舍家裏,買一兩疥藥來」等等(注:《朴通事諺解》卷上,第52頁,第96頁,第106頁;卷中,第191頁,第198頁;卷下,第273頁。)。可見「舍」用得很廣泛,有一定社會地位人家的子弟,甚至成年人,都可稱為「舍」。以「舍」相稱,也有尊敬之意。
說話人在稱對方為「官人」、「哥哥」、「舍」時,自己往往稱「小人」,這個稱呼含有謙恭之意。有的自稱「小可」,如雜劇《看錢奴冤家債主》中管帳的門館先生便是如此。(注:佚名作,《元曲選》第1589頁。)。「小可」與「小人」意義近似。
年長的男性稱為「老漢」或「老子」,有時也用以自稱。雜劇《羅李郎大鬧相國寺》中,羅李郎便以「老漢」自稱(注:張國寶作,《元曲選》第1578頁。)。雜劇《呂洞賓度鐵拐李岳》中,私訪的韓魏公自稱「老漢」,衙門的吏員不明他的身分,稱之為「老子」、「莊家老子」、「老漢」(注:岳伯川作,《元曲選》第492-494頁。)。《朴通事》中稱站赤官員為「為頭兒老漢們」(注:《朴通事諺解》卷中,第153頁。)。年青的男性,則稱為「後生」。雜劇《相國寺公孫合汗衫》中,財主張義問落難的囚徒趙興孫:「兀那後生,你那裏人氏,姓甚名誰?」(注:張國賓作,《元曲選》第121頁。)雜劇《朱砂擔滴水浮漚記》中,白正指責王文用:「你小後生家不會說話。」(注:佚名作,《元曲選》第389頁。)「老子」、「老漢」、「後生」一般是平民的稱呼。
對於地位較低的男性,則稱為「漢子」、「小廝」。「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注:陶宗儀:《輟耕錄》卷八《漢子》。)。雜劇《相國寺公孫合汗衫》中,陳虎落難討飯,員外張義給他酒喝,並問:「兀那漢子,你那裏人氏,姓甚名誰?」(注:張國賓作,《元曲選》第119頁。)《朴通事》中一段記載說:「我家裏一個漢子,城外種稻子來,和一人漢兒人廝打來。那廝先告官,把我家小廝拿將去監了二日。」這段話裏「漢子」和「小廝」是同義詞,都指僕役而言。元代文書中有「放牛小廝來哥」之名,是個雇工(注:《元典章》卷四一《刑部三・不道・採生祭鬼》。)。但「小廝」有時也用來泛指小孩。
對於讀書人,一般稱為「秀才」,以示尊重之意。元朝的蒙古統治者習慣稱漢族儒生為「秀才」,窩闊台汗下令「選揀好秀才」教蒙古子弟「學漢人文字」;忽必烈的令旨:「道與燕京秀才每者。」宣聖廟田土都歸秀才管理(注:《析津志輯佚・學校》,第199-200頁。)。民間亦流行這樣的稱呼。高麗漢語教科書中不止一處提及:「秀才哥,你與我寫一紙借錢文書」;「秀才哥,咱們打魚兒去來。我不去。如何不去,你這金榜掛名的書生,那裏想我這漁翁之味」(注:《朴通事諺解》卷上,第110頁;卷下,第359頁。)。讀書人一般自稱「小生」(注:楊顯之:《臨江驛瀟湘秋夜雨》,《元曲選》第247頁。佚名:《逞風流王煥百花亭》,《元曲選》第1425頁。)。元代還有一個用途廣泛的稱呼「先生」。對於有文化的人均可稱為先生,高麗漢語教科書《朴通事》記「這幾日我家裏有人去,先生你寫與我書捎的去。」(注:《朴通事諺解》卷下,第280頁。)又記,兩位中國文人談話,以「先生」相稱;兩人對高麗來的秀才,亦稱為「先生」(注:《朴通事諺解》卷下,第371-375頁。)。雜劇《蕭淑蘭情寄菩薩蠻》中,張世英在蕭公讓家「作館賓」(教書),蕭公讓之妹之蕭家嬤嬤(女管家)見他時均稱之為「先生」(注:賈仲名作,《元曲選》第1532-1536頁。)。為財主收帳的也稱為先生(注:佚名:《看錢奴買冤家債主》,《元曲選》第1592頁。)。打卦、算命的也稱為先生(注:佚名:《玎玎璫璫盆兒鬼》,《元曲選》第1389頁;武漢臣:《包待制智賺生金閣》,《元曲選》第1716頁。)。此外,元代的道士均稱為先生,無論在官方文書中或是民間都是如此。元人陶宗儀說:「娘字……今乃通為婦女之稱,故子謂母曰娘,而世謂穩婆曰老娘,女巫曰師娘……謂婦人之卑賤者曰某娘,曰幾娘,鄙之曰婆娘。」「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之國夫人,皆曰娘子,未嘗有稱夫人、郡君等封贈者。」(注:《輟耕錄》卷一四《婦女曰娘》。)年長的婦女,稱為婆婆(注:佚名:《看錢奴買冤家債主》,《元曲選》第1600頁;秦簡夫:《晉陶母剪髮待賓》,《元曲選外編》第574頁。)。年青的女性,稱為小娘子(注:王實甫:《崔鶯鶯待月西廂記》,《元曲選外編》第264頁;喬孟符:《李太白匹配金錢記》,《元曲選》第17頁。)、大姐(注:史九敬先:《老莊周—枕胡蝶夢》,《元曲選外編》第389頁。)。富戶或有地位人家的未結婚女子,稱為小姐(注:《崔鶯鶯待月西廂記》,《元曲選外編》第261頁。)。「吳中呼女子之賤者為丫頭」(注:《輟耕錄》卷一七《丫頭》。),即女奴。
(二)漢族親屬稱謂
元代漢族的親屬稱謂和前代大體相同,概括血緣關係和姻親關係的遠近而有不同稱呼,可以分為父系稱謂(祖父、父、伯、叔、子、兄弟、孫、堂兄弟等)、母系稱謂(祖母、母、姨母、女、姐妹、堂姐妹、孫女等)、姻系稱謂(岳父、岳母、舅父母、表兄弟姐妹等)幾個類別。親屬之間的稱謂複雜而且嚴格。
元代漢族人名稱謂比較複雜。
首先是小名、大名之分。小名是幼年時使用的名字。雜劇《包待制三勘蝴蝶夢》中,包拯審理王氏三兄弟打殺人一案,先看文卷,「文書上寫著王大、王二、王三打死平人葛彪」。包拯便說:「這三個小斯,必有名諱,更不呵,也有個小名兒。」(注:關漢卿作,《元曲選》第638頁。)「名諱」就是大名,正式的名,同時還應有小名兒。從現存文獻來看,元代漢人的小名多種多樣,較常見的有兩種:一種取吉利的字樣,如福童、安童、喜童等。雜劇《呂洞賓度鐵拐李岳》中,岳孔目的兒子,「喚做福童」(注:岳伯川作,《元曲選》第490頁。)。雜劇《翠紅鄉兒女兩團圓》中,韓弘遠「早年亡化過了,所生兩個孩兒,一個喚做福童,一個喚安童」(注:楊文奎作,《元曲選》第454頁。)。雜劇《包待制智斬魯齋郎》中,鐵匠李四的兒子「叫做喜童」(注:關漢卿作,《元曲選》第842頁。)。另一類是以動物名為小名,如驢哥(注:《元曲章》卷一八《戶部四・嫁聚・女壻在逃依婚書斷罪》,參見雜劇《薛仁貴榮歸故里》(《元曲選》第315頁)。薛仁貴小名薛驢哥。)、驢兒(注:《元典章》卷一八《戶部四・嫁娶・定婚女再嫁》。)、百家驢(注:《元典章》卷一八《戶部四・嫁娶・兄死嫂招後夫》。)、頑驢(注:陶宗儀:《輟耕錄》卷一三《中書鬼案》。)等。前者用「福」、「喜」等字樣,祝願孩子前程遠大;後者以動物為名,希望孩子容易養活。其心態實際上是一樣的。
除上述兩種之外,元代還流行以數字為小名。最有名的是元末起義首領張士誠小名九四,他的兄弟張士德小名九六(注:《明史》卷一二三《張士誠傳》。)。後來成為明朝開國功臣的常遇春,曾祖名四三,祖重五,父六六(注:宋濂:《常開平王神道碑》,《宋文憲公全集》卷四。)。這種情況在元代是相當普遍的。為什以數字為名,有不同的說法,有的可能是父母或祖父母的年齡,有的可能用數字表示輩分和行序。有一種意見認為,用數字作人名元代獨盛,這是不確的。元代這種現象很多,但唐、宋亦不少,可見由來已久。又有一種意見認為,元代「庶民無職者不許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齒合計為名」。也是不很準確的(注:見愈樾《春在堂隨筆》卷五引《德清蔡氏家譜》,吳先生力主此說,見《朱元璋傳》第2-3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現存元代文獻(如《元典章》)便記載了不少元代「庶民無職者」的大名(官名)(注:參看洪金富:《數目字人名說》,《史語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二分。)。從現有的文獻來看,只能說,以數字為名者,以普通百姓居多,這應該是他們缺乏文化所致,並不是政府對此有專門的規定。
大名又稱學名、官名,是正式的名字,在社會交往中使用。元代人們的大名,有二字,有一字,而以二字居多。名字中排輩的現象很普遍,即同一輩的人使用同一個字作為標幟。孔子後裔的排輩最為嚴格,有元一代,先後有五代衍聖公,即孔元措——孔治——孔思晦——孔克堅——孔希學。但孔元措與孔治之間隔了一以「之」字排行的一代。所以,元代孔子後裔實際上是六代,分別以元、之、水(這一代多水旁單名)、思、克、希排行。當時孔氏後裔有南、北宗之分,北宗在曲阜,南宗在衢州(今浙江衢縣),是北宋滅亡時遷過去的。雖有南、北之別,但排輩的字是一樣的,例如與孔治同輩,南宋的頭面人物是孔洙。(注:陳高華:《金元二代衍聖公》,見《元史研究論稿》第328-345頁。)民間亦是如此,如上舉張士誠之例,兄弟數人的大名均以「士」排行,分別是士誠、士信、士德、士義。官僚、世族成員和文人在大名之外,一般又有字和號,例如忽必烈的謀士姚樞字公茂;竇默字漢卿,又字子聲;著名文學家、藝術家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彼此之間稱呼時常以字而不以名,用以表示親近和尊重。值得注意的是,元朝皇帝對漢族大臣,常常以字而不以名稱。例如,忽必烈出征雲南時對兒子真金說:「姚公茂吾不能離,恐廢汝學,今遣竇漢卿教汝。」(注:姚燧:《姚文獻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一五。)後來,忽必烈為王文統參與叛亂之事質問有大儒之稱的許衡時說:「竇漢卿獨言王以道,當時汝亦知之,何為徇情不言!」(注:許衡:《對御》,《魯齋遺書》卷四。)以道是王文統的字,他原受忽必烈寵信,官至中書平章政事,因與山東軍閥李璮相互勾結企圖叛亂而被處死。竇默在事先曾揭發過王文統,而許衡卻沒有表示,忽必烈對許衡不滿,故加以責問。但此時仍稱王文統為王以道,可見已成為習慣。元仁宗稱許衡為許仲平,趙孟頫為趙子昂,亦是同樣的例子(注:《祕書監志》卷五《祕書庫》、卷六《祕書庫》)。
下層百姓中有很多人,成年以後,仍然沿用小名,沒有大名。從現存元代法律文書來看,涉及各種民事、刑事案件的普通百姓,不少人的名字與動物有關,如驢兒、牛兒等,更多的則是以數字為名,如黃三七、楊千六、陸千五、楊萬十五、陳千十二等(注:前者見《元典章》卷五○《刑部一二・放火・壻燒妻家房舍離異、放火同強盜追陪》;後者見《元典章》卷一八《戶部四・嫁娶・領訖財禮改嫁事理》。)。這些人名的大量存在,說明在元代人們以小名相稱的現象。這些名字顯然都是小名,而在成年以後仍然以此相稱。在元代,有些「街市匹夫」發財以後,也效法上層社會,給自己取上好聽的名或字,這種做法引來文人的譏笑:
堪笑這沒見識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頑劣江湖伴侶。旋將表德官名相體呼,聲音多廝稱,字樣不尋俗,聽我一個個細數。糶米的喚子衣,賣肉的呼仲甫。做皮的是仲才、邦輔,喚清之的必定開沽。賣油的喚仲明,賣鹽的稱士魯,號從簡的是采帛行鋪,字敬先是魚鮓之徒。開張賣飯的呼君寶,磨面登羅底叫德夫。何足云乎(注:劉時中:《[正宮]端正好・上高監司》,《元曲選》第672頁。)!
在上層社會和文人眼裏,下層匹夫用「不尋俗」的「字樣」為自己取名、字,是可笑的事情。可見姓名上亦反映出人們的社會地位。
婦女亦有小名、大名,與男性類似。婦女的小名常用「娘」、「兒」、「哥」、「奴」等字樣,以及「臘梅」、「菊花」等花草名目,成年以後繼續使用小名的情況似較男性更為普遍,這應與當時女性不能從事社會活動有關(注:《元曲章》卷一八《戶部四・婚姻・嫁娶》中所收大多為平民案件,其中女性名字有趙速兒、劉婆安、高喚奴、李伴姐、劉伴姨、李醜哥、劉寺奴、石小梅、張福仙、安秀哥、王哇哥、劉瑞哥、郝伴姑、李興奴、黃鶴姐、楊福一娘、胡元七娘、徐二娘、白滿兒等。顯然都是小名,成年後繼續使用。)。元代漢族婦女在結婚以後,通常在自己姓以前加一「阿」字,稱為「阿劉」、「阿王」、「阿馬」等,有時就把丈夫的姓加在前面,如張阿劉、楊阿馬等(注:《元典章》卷一九《戶部五・家財・寡婦無子承夫分・戶絕家產斷例》。)。遼陽大寧路利州婦女田阿段,丈夫田千羊,父親段琮,便是以夫姓加阿加父姓而成的(注:《元典章》卷一八《戶部四・收繼・田長宜強收搜》。)。這種情況南北都很普遍。這和後代以夫姓加父親姓氏(如田阿段在後代應稱田段氏)是有區別的。這種稱呼,起於何時,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注:洪金富先生說:「這種對婦人的稱呼法,至少可上溯至宋代。」但他以《清明集》為例,指出當時有在婦女性前加「阿」的現象,如阿黃、阿戴等,「唯《清明集》中似無在『阿』字前冠夫性而成『×阿×』之稱呼之例」。也就是說,「×阿×」這類稱呼的起源仍是不清楚的,因為「阿×」與「×阿×」是不同的。見他的《數目字人名說》,《史語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二分,第372頁。)。另外一種現象是,僧人出家以後都有法名,而法名上卻冠以本來的姓,見於法律文書的僧人有孫義吉、張文通、伍普秀、袁允中、張善祥、華祖仁、曹勝哥等(注:《元典章》卷四九《刑部一一・刺字》諸條。)。這些僧人分布在南、北各地,可見這種現象相當普遍。
元末農民起義的策動者彭和尚,是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慈化寺僧人,名瑩玉,人們稱之為彭瑩玉(注:權衡:《庚申外史》卷上。),也是僧人冠有俗姓的例子。
元代漢人姓名還有一種頗為流行的現象,那便是取蒙古名。元朝是蒙古族上層建立的政權,蒙古人居於特殊地位。元朝統治者常以向漢人賜蒙古名的辦法,表示將他們視為同族,作為籠絡的一種手段。清代史學家趙翼說:
元時漢人多有作蒙古名者,……蓋元初本有賜名之例,張榮以造舟濟師,太祖賜名兀速赤。劉敏,太祖賜名玉出干;其子世亨,憲宗賜名塔塔兒台;次子世濟,又賜名散祝台。石天麟,太宗賜名蒙古台。邸順,太宗賜名察納合兒,其弟弟亦賜名金那合兒。睿宗時,亦以大興人賈昔剌多鬚而黃,遂賜今名。其後昔剌孫亦名虎林赤,蓋以蒙古名世其家矣。世祖賜名尤多,劉思敬賜名哈八兒都。播州土官楊漢英賜名楊賽因不花。王昔剌保定人,賜名昔剌拔都。張惠新繁人,賜名兀魯忽訥特。許扆曲沃人,賜名忽魯火孫。燕公楠賜名[賽因]囊加帶。劉哈剌八都魯本河東人,初賜名哈剌斡脫赤,後以功又賜名察罕斡脫赤,最後又賜今名。自有賜名之例,漢人皆以蒙古名為榮,故雖非賜者,亦多仿之(注:《廿二史劄記》卷三○《元漢人多作蒙古名》)。
在賜名這種做法影響下,不少漢人取蒙古名,以此向蒙古統治者表忠心,希望得到青睞。這在中、上層官僚行列中特別流行。上文提到賈昔剌,子丑妮子、虎林赤、禿堅不花,丑妮子可能是以小名行,虎林赤、禿堅不花都是蒙古名,兩人均曾任要職。禿堅不花子班卜、忽里台、也速古、禿忽赤,都是蒙古名字(注:《元史》卷一六五《賈昔剌傳》。)。又如鄭鼎,曾從忽必烈出征大理,賜名也可拔都。其子鄭制宜,小字納懷,應是既有漢名又有蒙古名。孫阿兒思蘭,只有蒙古名(注:《元史》卷一五四《鄭鼎傳》。)。但在民間,亦有取蒙古名字者,但為數不多。
漢人取蒙古名字,有幾種不同的做法:一種是只有蒙古名字,如上述虎林赤、禿堅不花、阿兒思蘭等;另一種是同時有兩個名字,一個是蒙古名,一個是漢名,同時使用,例如上面所說鄭制宜又名納懷等。此外,還有在蒙古名前用不用漢姓的區別。一人兩名的情況,在當時應為人們所熟知,但各種文獻中記載往往不同,有的用漢名,有的用蒙古名,這對後代的研究者來說卻是很麻煩的事情。
(三)漢人綽號
綽號又叫外號、諢名,也是一種稱謂語。它指在人們本名之外,他人根據其某種特徵為之另起的名號,或根據其身體特點,或根據其技藝特長,也有根據其性格作風。綽號有時直稱其特徵,更多則採用比喻的形式。元代流行水滸故事,水滸中人物都有綽號,流傳很廣。南宋遺民龔開作《宋江三十六贊》,三十六人都有綽號,龔開的「贊」都是就他們的綽號發議論的,如「呼保義宋江」,「不假稱王,而呼保義,豈若狂卓,專犯諱忌」。「活閻羅阮小七」,「地下閻羅,追魂攝魄,今其活矣,名喝太伯」(注: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宋江三十六贊》。)。綽號與人名,已經密不可分了。元代話本《宣和遺事》和以水滸故事為題材的雜劇中,也都提到英雄們的綽號。在其他題材的雜劇中,某些人物亦有綽號,如「護橋龍宋彬」(注:楊顯之:《鄭孔目風雪酷寒亭》,《元曲選》第1001頁。)、「鐵幡竿白正」(注:佚名:《朱砂擔滴水浮漚記》,《元曲選》第388頁。),這些是江湖人物的綽號。鄭州太守蘇順,「雖則居官,律令不曉,但要白銀,官事便了」。當地百姓「與我起個綽號,都叫我做模稜手,因此我這蘇模稜的名,傳播遠近」(注:李行道:《包待制智賺灰闌記》,《元曲選》第1116頁。)。顯然,綽號比名字傳播更快更廣。在衙門中充當六案都孔目的岳壽,「誰不怕他,有個外名兒,叫做大鵬金翅雕」,意思是「天地間萬物,都撾的吃了」(注:岳伯川:《呂洞賓度鐵拐李岳》,《元曲二》)
二、
(一)蒙古族親屬稱謂
蒙古族中,親屬稱謂亦相當複雜,各種親屬關係都有專門的稱呼。見於記載的有:父(愛赤哥)、祖父(阿不干)、伯伯(愛賓)、叔叔(阿不合)、哥哥(阿合)、弟弟(斗)、丈人(合敦阿赤哥)、舅舅(納合丑)、女壻(庫里干)、母(阿可)、姐姐(阿可赤)、妹妹(對)等(注:《事林廣記》(至順本)續集卷八《文藝類・蒙古譯語》)。
蒙古族沒有姓,只有氏族名和名字。蒙古人的名字,多種多樣。清代學者錢大昕對此有所敘述:
元人以本國語命名。或取顏色,如察罕者白也,哈剌者黑也,昔剌者黃也(亦作失剌),忽蘭者紅也,勃羅者青也(亦作博羅),闊闊者亦青也(亦作擴廓)。或取數目,如朵兒別者四也(亦作掇里班),塔本者五也,只兒瓦歹者六也,朵羅者七成,乃蠻者八也,也孫者九也,哈兒班答者十也,忽陳者三十也(亦作忽嗔),乃顏者八十也(亦作乃燕),明安者千也,禿滿者萬也。或取珍寶,如按彈者金也(亦作阿勒壇),速不台者珠也(亦作碎不歹),納失失者金錦也(亦作納石失),失列門者銅也(亦作昔剌門),帖木兒者鐵也(亦作鐵木爾,又作帖睦爾)。或取形相,如你敦者眼也,赤斤者耳也。或取吉祥,如伯顏者富也,只兒哈郎者快樂也(亦作只兒哈郎)。阿木忽郎者安也,賽因者好也,也克者大也,蔑兒干者多能也(一作默爾傑)。或取物類,如不花者牯牛也(亦作補化),不忽者鹿也(亦作白忽),巴而思者虎也,阿爾思蘭者獅子也,脫來者兔也(亦作討來),火你者羊也,昔寶者鷹也,昂吉兒者鴛鴦也。或取部族,如蒙古台、唐兀台、遜都台、甕吉剌歹、兀良哈歹、塔塔兒歹、亦乞列歹、散朮歹(亦作珊竹台)、肅良合(亦作瑣郎哈,謂高麗人也),皆部族之名。亦有以畏吾語命名者,如也忒迷失者七十也,阿忒迷失者六十也,皆畏吾語。此外如文殊奴、普顏奴、觀音奴、佛家奴、汪家奴、衆家奴、百家奴、醜廝、醜驢、和尚、六哥、五哥、七十、八十之類,皆是俗語。或厭其鄙僿,代以同音之字,如「奴」之為「訥」,「驢」之為「閭」,「哥」之為「格」,不過遊戲調弄,非有別義也(注:《十駕齋養新錄》卷九《蒙古語》)。
錢大昕列舉蒙古人命名的多種方法:顏色、數目、珍寶、形相、吉祥、物類、部族,以及畏吾語、「俗語」。所謂「俗語」,實際上就是漢族民間流行的語言。其中多數與漢人小名相同或相近。以漢人小名為名字的現象還可舉出不少,如寶哥、道童、慶童等。
元代有些蒙古人受漢文化薰陶,在姓名方面也有影響。比較常見的是保持蒙古名,採用漢字的字或號。最早的例子是忽必烈的侍臣闊闊,字子清(注:《元史》卷一三四〈闊闊傳〉。)。元代中期以後,這種情況逐漸增多,如元末權臣脫脫字大用,大臣朵爾直班字惟中,別兒怯不花亦字大用。達不華字兼善,號白野。亦有既用蒙古名又有漢名者,如元末曾任侍正府都事的帖木兒不花,漢名劉正卿(注:陶宗儀:《輟耕錄》卷一五《高麗氏守節》。楊瑀:《山居新話》。)。但這種情況似乎不多,和漢人兼用蒙古名的情況不能相比。
(二)其他民族人名稱謂
元朝是個多民族的國家,除了漢人、蒙古人之外,比較重要的民族還有契丹、女真、唐兀、畏兀、哈剌魯、康里、吐蕃、回回等。各族都有自己的命名習慣,各不相同。他們與漢人、蒙古人共處,在文化上相互影響,因而受用漢名、漢字甚至漢姓者有之,採用蒙古名的亦有不少。
契丹、女真因長期和漢人共處,採用漢人姓名已相當普遍。契丹人耶律楚材,字晉卿,是蒙古國時期的著名政治活動家。楚材之子耶律鑄、孫耶律希亮,都用漢式名字,鑄有兄鉉,應以「金」排行;希亮兄弟十一人,已知名字者八人,均有「希」字,可見以此排行。耶律原是契丹氏族名,後來受漢族影響成為姓,是契丹人特有的姓。王珣,本耶律氏,金朝後期其祖父避亂改姓王氏。王珣率衆歸附成吉思汗,其子王榮祖,孫通、泰、興等(注:《元史》卷一四九《王珣傳》。)。這是姓、名都採用漢制的例子。此外如耶律阿海、石抹也先、移剌(耶律)捏兒、石抹明安等,都保持本族姓名,其子孫有的取蒙古名(卜花、蒙古不花、虎都不花、忙古帶等),有的取漢名(寶童、驢馬、良輔、繼祖等)。也有仍用本族名(注:《元史》卷一四九《移刺捏兒傳》,卷一五○《石抹也先傳》、《耶律阿海傳》、《石抹明安傳》。)。此外還有一人兩名,如移剌耶律捏兒之孫耶律元臣別名哈剌哈孫(注:《元史》卷一四九《移刺捏兒傳》。)。女真人的情況和契丹人很相似。烏古孫澤字潤甫,奧屯世英字伯豪,這是以氏族名為姓,名和字完全從漢俗。劉國傑字國寶,李庭字勞山,則名、姓均從漢俗。而劉國傑的二子,一名脫歡,一名脫出,孫男忽都不花,曾孫伯顏帖木兒、安童,多數用蒙古名(注:《元史》卷一六二《劉國傑傳》)。
唐兀又稱党項,主要居住在今天的寧夏和甘肅一帶。元朝統一後,不少唐兀人內遷,與漢、蒙及其他民族雜居,他們的名字多種多樣,以本族名居多,亦有用漢名、蒙古名的,前者如余闕,後者如卜顏帖木兒,都是元末政壇上有名的人物。余闕的父親沙剌臧卜,用本族名。余闕的姓和名都從漢俗,又字廷心。也就是說,到余闕一代才起變化。卜顏帖木兒字珍卿,唐兀人像他這樣有蒙古名或本族名而仿效漢俗取字者不在少數。唐兀人中還有幾個世代用漢姓的家族,如高氏(高智耀、高睿、高納麟)、劉氏(劉完澤、劉沙剌班)等,其姓的由來是不清楚的,而這些家庭成員中有些仍取蒙古名字(注:錢大昕:《元史氏族表》卷二《色目》。)。
畏兀、哈剌魯來自中亞,一般以本民族的習慣命名。但他們中有些官員、文人受漢文化感染,亦有按漢俗取名或字者,有的還採用漢姓。如元代後期哈剌魯詩人乃賢,字易之,又以馬為姓,人稱馬易之(注:陳高華:《元代詩人乃賢生平事蹟考》,《文史》第32輯。)。哈剌魯學者伯顏,一名宗聖,字宗道(注:《元史》卷一九○《儒學傳》。)。畏兀人中取漢名者較多,如小雲石海涯以「酸齋」為號,又因其父名貫只哥,便以貫為姓,人稱貫酸齋(注:《元史》卷一四三《小雲石海涯傳》。)。畏兀人中有兩個採用漢族姓名的著名家族,一個是偰氏,一個是廉氏。取偰為姓,是因為其先世出於偰輦傑河之故(注:歐陽玄:《高昌偰氏家傳》,《圭齋集》卷一一。)。偰氏家族元代以文學顯,其成員一般既有本民族名字,又有漢文姓名,漢文姓名實為本族名的音譯(注:蕭啟慶:《蒙元時代高昌偰氏的仕宦與漢化》,《元朝史新論》第280-284頁,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9年版。)。廉氏家族得姓,是因為其先世有人在蒙古國時期曾任廉訪使之故(注:《元史》第一二五《布魯海牙傳》。)。廉氏子孫,有一代均以「希」字排行,如希憲、希恕、希貢等。其下一代均為單名,但都有「心」旁,如恪、恂、忱等。然而就在這兩代人中,見於記載的不少人都有本民族的名字,如阿魯渾海牙、中都海牙、米只兒海牙、惠山海牙等。可以推知其餘成員亦應有本民族名字,只是不見於記載而已。這種雙名制在當時可能盡人皆知,對於後代學者則增添了許多困難。清代學者錢大昕以博聞多識著稱,他說:「廉氏系出畏吾,雖讀儒書,取嘉名,仍循國俗,以畏吾語小字行。見於史者,惟希賢一名中都海牙。至如希憲一名忻都,恂一名米只兒海牙,以予博考二十年,始能知之。」(注:《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八《松江寶雲寺記》。)
(三)回回人名稱謂
元代來自中亞、西南亞和非洲的伊斯蘭教信徒,統稱為回回。回回人的名字,多數仍保持原有的習俗,常見的有阿散(哈散)、阿里、馬合謀(阿合麻)、亦不剌金、烏馬兒等。元代回回人的名字中有不少以「丁」結尾,如納速剌丁、阿老丁、苫思丁、贍思丁等。「丁」是阿拉伯語 Din 的音譯,原意為宗教、信仰,加上所屬格 ad(al),賦予整個名字以某種涵義,如贍思丁(Shams-ad-Din)意思是宗教之光,納速剌丁是宗教的衞士,等等(注:何高濟、陸峻嶺:《元代回教人物牙老瓦赤和賽典赤》,《元史論叢》第五輯,第239頁。)。回回人入居中原日久,在名字方面也受到蒙古和漢族的影響。忽必烈時期,回回人賽典赤歷任要職,對雲南的開放有過很大的貢獻。賽典赤的子孫大多取伊斯蘭教名字,如納速剌丁、烏馬兒、哈散等,但他有一個孫子名伯顏,這是忽必烈賜給的蒙古名字,義為富。另一個孫子名伯顏察兒,義為小伯顏,也是蒙語。這是用蒙古名字的例子(注:何高濟、陸峻嶺:《元代回教人物牙老瓦赤和賽典赤》,《元史論叢》第五輯,第239頁。)。在元代中期以後回回人取漢字的很多,崇仁(今江西崇仁)縣尹木撒飛,「慕效華風,欲立字以副其名」,他人「字之曰仁甫」,便是一例(注:吳澄:《崇仁縣元侯木撒飛仁甫字說》,《吳文正公集》卷六。)。有的還取漢名、漢字,甚至仿漢俗取姓。常見的是以父或祖名字中的一字為姓,也有以己名中一字為姓。前者為詩四
(四)也里可溫人名稱謂
元代的基督教徒稱為也里可溫。蒙古族中的克烈、乃蠻兩部均信奉景教(又稱聶思脫里教,是基督教中的一支,流行於西南亞和中亞)。與蒙古關係密切的汪古族(又稱白韃靼,居住在陰山以北)也信奉景教。此外還有不少來自中亞、西南亞以至歐洲的基督教徒,他們中有信奉景教者,也有信奉羅馬天主教者。對於這些外來的基督教徒,元朝政府稱之為也里可溫人(戶)。基督教信奉者往往採用教名。例如,蒙古國時期宮廷中有一位出身克烈部的大臣,名叫鎮海。他的兒子一名要束木(Joseph),一名勃古思(Bacchus),一名闊里吉思(Georges),都是基督教名。汪古部首領的家族,數代之中,取基督徒名者基多,如審溫(Simeon)、保六賜(Paulus)、岳難(Johanan, Jean)、雅古(Yakub, Jacques)、天合(Denha)、易朔(Yiso, Jesus)、祿合(Luc)等,都是景教習用的教名(注:伯希和:《唐元時代中亞及東亞之基督教徒》,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一卷,第49-70頁。)。汪古部的一個首領也用教名闊里吉思(Georges),闊里吉思之子朮安(John)、兄弟朮忽難(Johannes),也都用教名。元代還有一位也里可溫詩人雅琥,原名雅古,亦教名(注:《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四)。
也里可溫入居中原後,採用漢名、漢姓以及雙名並用者不斷增加。上述汪古家族便是一個例子。十三世紀初,此家族之長習禮吉思又名馬慶祥,字瑞寧,雙名並用。他的後裔均以馬為姓,有用基督教名,有用漢名、蒙古名,見前述,總的趨勢是用漢名者愈來愈多。上述詩人雅琥,字正卿,顯然仿效漢俗。還有一位也里可溫詩人金哈剌,字元素,亦是汪古人,有漢姓、漢字而取蒙古名(哈剌 Qara,黑),更體現了不同文化習俗的混合(注:蕭啟慶:《元色目文人金哈剌及其〈南游寓興詩集〉》,見《內陸亞洲歷史文化研究》第165-184頁。)
[轉] 林紓
中國文學家、翻譯家。原名羣玉,字琴南,號畏廬,別署冷紅生,晚號蠡叟、補柳翁、踐卓翁等。福建閩縣(今福州)人。少時家貧,借書苦讀,博學強記,能詩,能文,能畫,有狂生稱號。1882年中舉。考進士屢試不中,一生以教學、著譯及售畫為業。1901年入京,任金臺書院、五城學堂等校教習,兼京師大學堂譯書局譯席。1906年,為京師大學堂教員。京師大學堂改名北京大學後,仍主文科講席。1913年,因不滿大學內章炳麟門人批評桐城派,與文科學長姚永概一同辭職。後任教於北京正志學校、孔教大學。中年以後接受維新思潮,曾與陳衍等上書,抗議簽訂《馬關條約》。維新運動時期所作《閩中新樂府》三十二首,抨擊弊政敗俗。他宣傳開民智、興女學、教兒童。辛亥革命後,見政局混亂,轉而懷念光緒維新,曾十一次叩謁光緒帝陵墓,政治和文化思想轉向保守。
林紓詩宗宋人,畫擅山水。他最推重自己的古文,甚至因康有為贈詩稱讚其譯著、不談其古文而不滿。他曾得到吳汝綸的推許,與吳氏弟子馬其昶、姚永概等聲氣相通,標榜桐城派。他的古文不似桐城派拘謹平順,而以傳人敘事、寫景抒情見長,有小說的筆法和詩畫的意境。如《冷紅生傳》、《先妣事略》、《蒼霞精舍後軒記》和《趙聾子小傳》等,都刻畫細微,情韻悠遠,清勁婉媚,生動感人。他的《畏廬文集》,於閒漫細瑣之處曲曲傳情,與歸有光文相近。清末文界革命興起後,他試圖「力延古文之一線,使不至於顛墜」(《送大學文科畢業諸學士序》)。1917年,《新青年》提倡以白話代文言,林紓撰《論古文之不當廢》;又致信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譏諷白話文為「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答大學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成為新文學運動的反對者。
林紓主要成就在於翻譯外國文學。其譯作始於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與王壽昌合譯法國小仲馬的《茶花女》(中譯名《巴黎茶花女遺事》)。此為第一部傳入中國的外國愛情悲劇小說,刊行後風行全國。經此鼓舞,他終生不輟,先後與精通英語的魏易、曾宗鞏、陳家麟,與精通法語的王壽昌、王慶通、王慶驥等,合譯英、美、法、德、俄、比利時、西班牙、瑞士、希臘、挪威及日本十一個國家百餘位作家的作品一百八十餘種,刊行一百六十餘種。其中,除幾種學術著作外,均為小說;莎士比亞和易卜生的劇作也被譯為故事,世稱「林譯小說」。有四十餘種屬名著或名家作品,如狄更斯、莎士比亞、司各特、托爾斯泰、雨果、巴爾扎克、薩維德拉等人的作品,其中許多作品至今尚無再譯版本。
林譯小說的譯筆向來為人稱道。林紓不通外語,譯作全為他人口述、由他筆記譯意,因而難免漏譯和誤譯。但他譯書速度極快,且能體味捕捉原作的情景、語氣,用精潔、雋妙的文言敘事寫情,時加潤飾,生動活潑,能傳達原文的情調和人物神態,即使是很難傳達的幽默也能表達出來。小說的結構也按原著分章節,而不用章回體。他往往在序跋中聯繫中國社會,點明譯作的思想啟蒙意義。如《黑奴籲天錄・跋》,他由美國黑奴的悲慘遭遇,聯想到「為奴之勢逼及吾種,不能不為大衆一號」,呼喚「蠲棄故紙,勤求新學」。在評論所譯小說藝術時,他習慣以古文義法為標準,認為「大類吾古文家言」,但也通過比較,指出外國小說的長處。如他稱讚狄更斯「掃蕩名士美人之局,專為下等社會寫照」,善敘「家常平淡之事」(《孝女耐兒傳自序》),認為《史記》中此等筆墨亦不多見,《紅樓夢》雖亦「善於體物,終竟雅多俗寡」。因此,雖然從1913年譯完《離恨天》後,其譯筆漸顯枯澀,但卻打破了「中國文學稱伯五洲」的陳腐狹隘觀念,推動了翻譯文學的風氣,在清末民初產生過廣泛的影響。許多人,包括後來的新文學家,都從林譯小說開始了解和借鑑外國文學。
林紓著述甚豐。翻譯小說單行本主要由商務印書館刊行,其他多在《小說月報》、《小說世界》上刊載。文有《畏廬文集》、《續集》和《三集》。詩有《畏廬詩存》和《閩中新樂府》。創作小說《京華碧血錄》、《巾幗陽秋》、《冤海靈光》、《金陵秋》和《劫外曇花》五種,短篇小說集《畏廬漫錄》、《畏廬筆記》、《蠡叟叢談》,筆記《畏廬瑣記》、《技擊餘聞》,傳奇《蜀鵑啼》、《合浦珠》和《天妃廟》等。還有古文研究著作《韓柳文研究法》、《春覺齋論文》及《左孟莊騷精華錄》、《左傳擷華》等。
[轉] 精通中國古文的外國人
作者:方正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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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人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早年曾師從漢學大師沙畹,曾任遠東學院教授、1908年到敦煌莫高窟考察,利用精深的漢學修養挑走藏經洞裏的學術價值最高的6000多份卷子並運回法國,成為歐美公認的中國學領袖,有「漢學教皇」之稱。精通中國宗教史和中外交通史,版本目錄、語言文學、藝術考古也無一不通,著有《敦煌千佛洞》《元朝祕史》等一系列著作。他是罕見語言天才,通曉十多門語言,一口流利的北京官話自然不在話下。他常用對音的方法來解決史地名號問題,解決了不少學術史上的疑難。他的學術方法影響了陳寅恪,另外還有韓儒林、翁獨健、王靜如等從其門下問學,對中國學界影響極為深遠。
瑞典人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 ),1910年來華後曾考察記錄了幾十種漢語方言,著有《中國音韻學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古漢語字典》(Grammata Serica),其中前者用歷史比較語言學方法構建了完整的中古音體系,堪稱近代音韻學史的一大突破,對中國古漢語學界特別是音韻學影響極大。還有《中國語與中國文》《中國語言學研究》等諸多探討古漢語的著作。此外,高本漢在古籍辨偽方面也卓有成就,對《尚書》《詩經》《左傳》《禮記》《道德經》也作了大量的注釋和考證,同時根據嚴格校訂過的漢語言本譯成了英語。特別是《詩經》,還全部轉寫成白話文,並用構擬出來的上古音標注出了全部韻字。其學識的淵博與堅實,在學術圈有口皆碑。據趙元任回憶,他第一次見高本漢的時候,高本漢用純熟的山西腔的漢語跟他打招呼:「我姓高,名字叫本漢,因為我本來是漢人!」而在中國古籍修養方面,高本漢晚年曾對朋友表示,「我想我現在已經掌握了中國古代典籍」,其自負狂傲由此可見一斑。
荷蘭人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 1910-1967),1934年以一篇論北宋米芾論硯的論文獲得烏德勒支大學東方研究碩士學位,第二年則以探討遠東一帶流傳的掌管訴訟的馬頭神的論文《馬頭明王諸說源流考》獲得該校博士學位。他熱愛中國文化,不僅能念漢文書說漢語,還能作文言文,古詩詞吟詠亦甚佳,甚至書法、篆刻乃至古琴也達到了頗深的造詣,儼然有傳統士大夫的遺風。開口即「在我們漢朝的時候」,下筆則每稱「吾華」如何如何,堪稱最中國化的漢學家。他的妻子是是清代名臣張之洞的外孫女水世芳,據她回憶說高羅佩根本不是外國人,從他們認識直到臨終,他就沒有一天斷過練字,而且他非常喜歡四川菜,「他實在是個中國人」。高羅佩的代表作為《中國古代房內考》,另有《琴道》《中國繪畫鑑賞》《長臂猿考》等,並著有小說《大唐狄公案》。
[轉] 林紓的幕後英雄——魏易
作者:蔡登山《情義與隙末:重看晚清人物》
林紓(琴南)被胡適和鄭振鐸稱為「是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的第一人」,開始了中國「翻譯世界的文學作品的風氣」。「林譯小說」影響後來許許多多的現代作家,包括魯迅及周作人兩兄弟。當時他們在日本留學,只要林紓的譯作一出,他們便從書店買回,看完後還拿到訂書店去改裝成硬紙板書面,青灰洋布書脊的精裝書,以便於收藏。郭沫若也說他少年時最嗜好的讀物便是「林譯小說」。錢鍾書也從小就嗜讀「林譯小說」,他回憶說:「林紓的翻譯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經是文學史上公認的事實……我自己就是讀了他的翻譯而增加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的。商務印書館發行的那兩小箱《林譯小說叢書》是我十一、二歲時的大發現,帶領我進了一個新天地,一個在《水滸》、《西遊記》、《聊齋志異》以外另闢的世界。」
然而林紓的翻譯小說,其實並非有意為之,而是純屬偶然。那是光緒二十三年(1897)林紓的愛妻劉瓊姿去世,他整日鬱鬱寡歡。在家人的勸導下,他來到馬尾朋友魏瀚的住處。當時是夏天,涼風習習,滿目荷葉。在魏瀚臨江而建的住所,林紓卻還是悲情難消,思念亡妻。正當魏瀚不知該如何勸解時,好友王壽昌來了,他也是林紓同鄉舊誼。王壽昌十四歲時考入福州馬尾船政前學堂製造班,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以優異成績被選送至法國巴黎大學,攻讀法律兼修法文,當時王壽昌正從巴黎留學歸來不久,在馬尾船政學堂任教。他在法國留學期間,曾閱讀大量的西方文學名著。王壽昌主動與林紓談起法國文學,還向林介紹了小仲馬的《茶花女》。
王、魏兩人在法國都讀過《茶花女》,對這部小說交口稱讚不已,他們勸林紓把它「翻譯」出來,林紓接受了他們的建議。他們合作的方式是:先由王壽昌字字落實地說出法文小說原著的意思,林紓則在一邊握著毛筆迅速地用漢語把它寫成文章,林紓此時用的是帶有桐城派風格的古文!據回憶,林紓在譯《茶花女》時,因他的夫人去世不久,所以每譯到傷感處,林、王兩人竟會相對大哭,聲音直傳到門外,弄得鄰居不知道裏面發生何事。
兩人合作不到半年時間,全書譯完,名為《巴黎茶花女遺事》。並以王、林兩人的筆名:「曉齋主人」和「冷紅生」,在福州首版發行。沒想到一時洛陽紙貴,風行大江南北,人們稱之為「外國《紅樓夢》」。當時著名的翻譯家嚴復曾有詩曰:「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情」。林紓因此受到鼓舞,從此一發不可收,開始了他的「翻譯」生涯。
林紓從一八九七年翻譯《茶花女》開始,終其一生,所譯作品原著者清楚的有181種(有22種生前未刊),其中英國作家六十二名,作品106種(未刊5種);法國作家二十名,作品29種(未刊5種);美國作家十五名,作品26種(未刊10種);俄國作家三名,作品13種(未刊2種);希臘、德國、日本、比利時、瑞士、挪威、西班牙各國均作家一名,作品1種。上述翻譯作品中除少量社會科學著作、人物傳記、戲劇、雜說、寓言外,基本上都是小說,且多數是長篇小說。林紓向國人介紹的國外著名作家有莎士比亞、狄更斯、司各德、笛佛、歐文、雨果、大仲馬、小仲馬、巴爾扎克、易卜生、賽凡提斯、托爾斯泰、孟德斯鳩、哈葛德等。
世界文壇上著名的《老古玩店》(林譯為《孝女耐兒傳》)、《艾凡赫》(林譯為《撒克遜劫後英雄略》)、《大衛‧考伯菲爾》(林譯為《塊肉餘生述》)、《董貝父子》(林譯為《冰雪因緣》)、《九三年》(林譯為《雙雄義死錄》)、《堂詰訶德》(林譯為《魔俠傳》)、《湯姆叔叔的小屋》(林譯為《黑奴籲天錄》)以及《魯濱遜漂流記》、《茶花女》等都有林紓的中譯本,而且絕大部分都是最早的中譯本。
這樣一位名滿天下的翻譯家,但是說出來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林紓本人竟不懂外文!一位不懂外文的翻譯家!他的翻譯方法是請一位懂得西文的人口譯,然後由自己「耳受口追」,用略帶桐城派風格的文言文筆述成篇。這種翻譯方法在中國古代佛典和明清之際的「格致之書」中已經出現,因此林紓式的對譯在世紀初並未遭到人們的反對。據目前所知與林紓合作的「口譯者」除王壽昌、魏易外,還有曾宗鞏、陳家麟、力樹萱、王慶通、王慶驥、毛文鐘、李世中、嚴璩、嚴潛、林騶、陳器、林凱、胡朝梁、廖秀昆、葉于沅、魏瀚、蔡璐、樂賢共二十人。其中參與小說翻譯的有十八人,而合作作品較多的有魏易、曾宗鞏、陳家麟、李世中等人。林紓晚年曾說過:「今已老,無他長,但隨吾友魏生易、曾生宗鞏、陳生杜蘅(家麟)、李生世中之後,聽其朗誦西文,譯為華語。畏廬則走筆之。」
王壽昌是林譯第一部小說《巴黎茶花女遺事》的「口譯者」,如果沒有他,林紓未必能走上翻譯之路,雖然他們只合作一部作品,但卻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其後與林紓合作最多的是陳家麟;而魏易與林紓合譯的歐美作品達五十餘種,數量僅次於陳家麟,但「林譯小說」中諸多優秀之作,皆出魏易的口譯,因此魏易在林紓的翻譯生涯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不言可喻的。
魏易(1880-1930)字沖叔(舂叔),其先祖為唐代魏徵之後,世居河南,於宋代隨同高宗南遷,曾獲賜御書「讀書人家」匾額。魏氏歷遷浙江餘姚、寧波,其後乃遷杭州。魏氏遷杭始祖蘆溪公在仁和縣經營米業,以勤儉起家,至今杭州武林門外尚有「米市巷」之稱。數傳至祖父魏笏時因經洪楊之亂,米業損失慘重,家道因此中落。父親魏灝,以功名獲四川重慶道道台,不幸於攜眷赴任途中遇風覆舟殞命。遺下三個年幼的孤兒,分別是伸吾十四歲,簡侯十二歲,沖叔十歲。而當時母親已逝,幸賴母親陪嫁的使女率領孤兒扶柩返杭。
使女目睹三位孤兒孤苦無依,決定獨立承擔撫養之責。魏易初受舊式教育,由於出身書香門第,深受翰墨,中文造詣甚佳,十六、七歲時,聽到上海梵王渡學院(即聖約翰大學前身)不收學費,就決定去就讀。三年後,他從大學畢業回到杭州,得遇林紓。林紓曾讚揚魏易云:「摯友仁和舂叔,年少英博,淹通西文。」兩人在合作翻譯《黑奴籲天錄》長篇小說之前,就合譯過兩個短篇小說〈英女士意色兒離鸞小記〉和〈巴黎四義人錄〉,先後發表於一九〇一年十、十一月號的《普通學報》上。
《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原名《湯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國女作家斯陀(Harriet Beecher Stowe)所著一部流傳甚廣的反奴隸制小說。對於翻譯此書,魏易這麼說:「近得美儒斯土活氏所著《黑奴籲天錄》,反覆披玩,不啻暮鼓晨鐘。以告閩縣林先生琴南,先生博學能文,許同任翻譯之事。易之書塾,與先生相距咫尺,於是日就先生討論。易口述,先生筆譯,酷暑不少間斷,閱月而書竣,遂付剞劂,以示吾支那同族之人。」這書費時六十六天,在杭州求是書院內譯成。
林紓曾一再表示其翻譯此書之目的:「余與魏同譯是書,非巧於敘悲以博閱者無端之眼淚,特為奴之勢逼及吾種,不能不為大衆一號。」可見林紓是想藉此來喚醒當時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激勵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列強,拯救中國於「國將不國」之境。因此它不同於原著的寫作目的,這決定了林紓與魏易不可能字字對譯,它必然要刪減、增添、改寫來達到他們的翻譯目的。
《黑奴籲天錄》出版後,其影響力不亞於《巴黎茶花女遺事》。當時在日本留學的李叔同、曾孝谷於一九〇六年在東京成立「春柳社」,就將《黑奴籲天錄》改編為一個五幕話劇,一九〇七年六月一日、二日在東京本鄉座公演兩天,引起東京戲劇界的巨大好評。一九〇八年「春陽」話劇團也將《黑奴籲天錄》在上海公演。此外,譯本還被改編為詩歌、繪畫等等。正如原著被認為是改變世界歷史的十六部作品之一,《黑奴籲天錄》也被認為是改變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之一。
一九〇二年,嚴復主持京師大學堂中譯書館,聘請林紓、魏易到館中為譯員,翻譯法國歷史《布匿第二次戰紀》和《拿破崙本紀》二書。同時魏易也擔任京師大學堂的英文教習。一九〇三年,張元濟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擬出翻譯小說叢書,以每千字銀圓六元的高酬向林紓索槁。自一九〇四年起,林紓、魏易專為商務印書館譯小說。譯有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著作五種——《滑稽外史》(Nicholas Nickleby)、《孝女耐兒傳》(The Old Curiosity Shop)、《冰雪因緣》(Dombey and Son)、《賊史》(Oliver Twist)、《塊肉餘生述》(David Copperfield),司各特(Walter Scott)著作三種——《撒克遜劫後英雄略》(Ivanhoe)、《十字軍英雄記》(The Talisman)、《劍底鴛鴦》(The Betrothed),歐文著作三種、科南道爾著作七種、哈葛德著作七種、其他著作十五種。
因為林紓「不審西文」,所以選什麼書來翻譯,是由魏易來負責,能夠選譯這些文學精品,也不能不佩服魏易的眼光。像對狄更斯的《塊肉餘生記》,林紓都自認為:「近年譯書四十餘種,此為第一,幸海內嗜痂諸君子留意焉。」而哈葛德的《迦因小傳》,原有楊紫麟和包天笑的譯本,但未能譯全,也是魏易的建議,林紓才重譯此書。因此學者郭延禮在《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中說:「假如林紓少了他(魏易),那麼決不會達到這樣的成功,那是可以斷言的。」
學者文月娥在〈魏易與林紓的合譯初探〉文中,提到魏易的貢獻也可以從學者陳平原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的表格中得到證實。表中列出了清末民初翻譯出版的世界小說名著,林紓占了九種,其中有六種是與魏易合譯的,它們分別是《黑奴籲天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孝女耐兒傳》、《拊掌集》、《塊肉餘生述》和《不如歸》。這足以證明魏易的英文水平和其文學鑑賞能力。
除此而外,鄒振環所著的《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中,林紓所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迦因小傳》、《撒克遜劫後英雄略》、《拊掌集》五部譯作入選,除《巴黎茶花女遺事》之外,其餘四部都是魏易與林紓合譯的。這也是對魏易的鑑賞水平及英文能力的充分肯定。文月娥的結論是林紓為中國近代翻譯文學的繁榮和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也讓我們記住了「林譯小說」。魏易作為林紓的口譯者之一,對於「林譯小說」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的名字雖然總是出現在與林紓有關的書目等資料中,可是除此之外,幾乎一無所有。他與林紓一道譜寫了中國和世界翻譯文化史上綺麗的詩篇,歷史是不應該忘記他的。
雖然按照當今學院派翻譯家的看法,林紓與魏易的翻譯不無可議之處。有些批評家早已指出,所有的「林譯小說」都有訛譯、錯譯或大段刪節的地方。錢鍾書在〈林紓的翻譯〉一文中也曾指出,林紓不但喜歡刪削原文,有時還忍不住插嘴,將自己的意思或評語加進去。這時魏易常常會加以制止,我們看到魏易的女兒魏惟儀在〈我的父親——魏易〉一文中說:「林先生不太了解譯書必須忠於原文,不可隨意竄改,往往要把自己的意思加進去,自然不免有時會與父親發生爭執;結果林先生總是順從了父親的意見,僅將自己的想法寫在眉批裏。」這也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書中林紓冠以「外史氏曰」的按語,是由於魏易監督的結果。
錢鍾書在指出林紓的缺點外,他說後來他重溫了大部分的林譯,發現許多都值得重讀。林紓對原作除了煩刪外,還有增補的作用,功力甚至勝過原作的弱筆或敗筆,得出「寧可讀林紓的譯本,不樂意讀哈葛德的原文」的結論。而名翻譯家高克毅更說:「拿魏、林譯本來跟《Nicholas Nickleby》原書對照,我發現許多地方譯文流暢,簡潔而傳神,難怪英國翻譯大家韋理(Arthur Waley)要說林紓譯狄更斯的文字有去蕪存菁之妙。」
魏易在一九〇九年後,放棄教師及翻譯的工作,轉入仕途,擔任大清銀行的正監督秘書,因此停止和林紓的合作。辛亥革命以後,他與北洋政府中首腦人物關係密切,蒙熊希齡先生賞識,在熊希齡組閣時,曾任秘書長,同時兼順直水利委員會主任委員多年。熊內閣結束後,魏易棄官從商,改任開灤煤礦公司總經理。一九三〇年死於咯血之症,年僅五十。
魏易在和林紓的長時間合作中,也提高了自己的文學修養。一九一三年他自己獨譯了狄更斯的《二城故事》(即《雙城記》),此外還有法國作家勒東路易的《冰櫱餘生記》、大仲馬的《蘇后瑪麗慘史》和歷史學名著《元代客卿馬哥波羅遊記》,都是在與林紓分手後譯出的。
魏惟儀(前駐美大使沈劍虹的夫人)說:「最使我們這些子女慚愧的是,由於八年抗戰顛沛流離,把父親的書全部散失,他的書多半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戰後我們曾去購買,但發現該館在閘北所藏舊書已全燬於戰火,父親的書於是成了絕版。三兄景蒙在世時曾到處託人搜尋只覓得數本。在這兒我要向高克毅先生致謝,他曾為我們尋得《孝女耐兒傳》,並影印後寄與三兄。」
不幸的是魏景蒙於一九八二年去世,高克毅在文中說:「可喜的是,這項任務現在有惟儀接過來積極推動。她和劍虹兄曾去中央圖書館請求協助。隨後由該館出版品交換處代為函詢,獲悉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書內,竟有林魏合譯小說十八種;他如哥倫比亞、密西根、柏克萊加大等東亞圖書館,也各有兩三種不同的;現已用中央圖書館名義,請各該館代為製作縮影本。在此同時,我又從私家藏書借得兩部狄更斯小說的中譯本:《滑稽外史》和《冰雪因緣》。惟儀影印二書後來信告知,等各圖書館的縮影到手,再加上其他可靠的來源,這項進行多年的獵書記,僅差五種,就可以圓滿結束了。」
據筆者調閱中央圖書館(現改名為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目錄,尚未尋獲的只剩四本是:魏林合譯的《埃司蘭情俠傳》、《花因》、《藕孔避兵錄》和魏易獨譯的《冰櫱餘生記》。魏林的譯本終於在其子女的尋訪中,重回國人的眼前,這不能不說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轉] 早川太基:愛詩如癡
來源:留學生
早川太基,日本人,本科畢業於二松學舍大學,碩士畢業於京都大學,後在京都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專攻宋代文學。今年9月,他來到北京大學留學進一步深造,擬於明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課程,在「2013年中華大學生研究生詩詞大賽」中獲得優異獎。
在9月落下帷幕的「2013中華大學生研究生詩詞大賽」中,來自日本京都大學的早川太基憑藉一首七律〈初戀〉打動評委,奪取「優異獎」,並成為獲獎者中唯一的外國人。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駱冬青教授稱讚「他熱愛古代文學,特別是古典詩歌,應當說,不僅是學問上的,還是情感上的,所以,才能有那麼深刻的感悟和體會,才能有表達上的精美與才智」。久居日本並對東亞文化頗有研究的蔡毅教授也對這位日本「發燒友」獲獎深感欣慰。
初戀
心醉幽香淡未知,沉吟纖月透簾時。
花搖虛壁疑留影,煙斷青山恍憶眉。
一點流星惑孤夢,六街細雨鎖相思。
低徊曲巷翠衫冷,春晚斜風掠面吹。
《留學生》記者隨即對早川太基進行專訪,出乎意料的是,從早川太基處收到的回信竟純用文言,其稱「僕自高中日以文言作詩文,走筆縱心,不覺有所礙矣。僕之白話不如文言,故專用之,非所以求奇自衒也。」「昨接下問,極為喜慰,檢索網上,知貴誌編纂雅純,聲價頗重,殊屬景仰之至,」但因近日較為繁忙,「敝友今廁身南大,前月十日發大患,不省人事,接受手術,情義所迫,南赴金陵,側侍病牀。北反之後,十四日申請北大應考材料;廿三日赴清華論壇,報告鄙稿;十二月朔日應漢語考試。故諸事混雜,南遊北歸,殆無寧刻,不得寸暇。」故「答覆為晚」。
從這封覆信中足見早川太基對舊式書簡的尊稱、換行極為嫻熟,良好的古典修養頓時呈現在字裏行間。為符合出版要求,現將繁體文字的覆信轉換成簡體,但《留學生》盡量將早川太基深厚的文學功底原汁原味地呈現給讀者。
早早站上同齡人制高點
在京都大學擔任中文寫作課老師的蔡毅教授對早川太基尤為印象深刻。第一次上課時,早川用漢語自我介紹:「我姓早川,名太基,字子敬。」蔡毅向《留學生》記者表示,這是他到日本20多年來,第一次聽到年輕人說自己有「字」,十分詫異,問其由來,原來這是他的導師、日本著名漢學家石川忠久(號岳堂)先生為他起的,語本《左傳》「敬,身之基也」,與他的名字太基相合。早川隨後的話更令蔡毅咋舌不已:「我的抱負,是要成為末世之鴻儒,扶桑之騷客。特別是寫詩,我想成為海東第一詩人。」蔡毅形容當時情景:闔室無語,舉座皆驚。
初中起就酷愛中國古典文學的早川太基在蔡毅眼中是一個「怪才」、「奇才」,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天才」。當然,天才來自勤奮,早川太基對中國文學的鑽研,堪稱廢寢忘食,如癡如醉。
他把寫詩作為「日課」,每天樂此不疲,現已有詩稿約4000首。有一次半夜苦讀,突發暈厥,被救護車緊急送往醫院,醫生卻怎麼也查不出病因,只能診斷為:讀書太過。在之後臥牀休息的20多天裏,他仍然堅持寫詩,還戲作一首〈病後自戒〉描寫自己病倒時的情景:「自疑值地震,舍屋若崩雲。更疑腦充血,四肢忽不仁。」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這種全身心的投入,使早川太基早早地站上了同齡人的制高點。他在讀本科時,就曾三獲「全日本大學生漢詩大賽」的「最優秀賞」,今年投稿「日本國民文化祭漢詩部門」,又獲「文部大臣賞」。
蔡毅告訴《留學生》記者,在他看來,如果僅據已有作品的水準和數量,早川至少在日本的同齡人中,已可稱為「海東第一詩人」了。他的漢詩非但格律純熟,用典精當,乃至對古代音韻清濁輕重的運用都有相當的講求。
早川太基也以弘揚東亞漢文化為自己人生的使命,他最近對蔡毅再度自言其志:「然其所指,決非世俗通義。『研究者』,一階梯也。其可赴之地,唯在『學者』而已。故研究者而兼詩人,詩人而兼儒士,儒士而兼居士,居士而兼酒徒,酒徒而兼琴客,琴客而兼書家,書家而兼,日者而兼儒醫,然後始得稱千古『學者』。受業深知任重道遠,才疏學淺,光景西馳,百年迫我,是其所以未曾滿意愜心也。」
也就是說,他除了現在或許已經可算入圍的「學者」、「詩人」、「琴客」、「書家」之外,尚欲染指坐禪、行醫諸術,做一個兼通傳統文化各種領域的「高人」,或者說,做一個全能全才的真正的「文人」。
詩,余之魂也
留學生:為什麼會對中國古典詩詞如此感興趣?
早川太基:余亦不能知之也。終日竟夜讀古人文集,或翻檢韻書,或磨墨展紙,或潤毫練筆,或推敲無已,或作札記,或讀研究書,或搜有關資料,方寸焦躁,若求之不得,得亦猶恐失之,一夜推枕而起數次,點燈開卷,往往及旦矣。臨明鏡而發一嘆,顏色憔悴,不似生人,自嘲云:「好詩,何至如此耶?命矣夫!」
余之學詩,已閱十年。敝鄉岳麓,乃富士山下也。古來文人墨客,多過此地,或凌絕頂,所賦之詩,不勝枚舉。故自幼讀鄉里遺文,又訊舊聞於耆老,多誦取材富岳(富士山)之詩,不習而通華文,遂至自作詩文而託衷情,而未通格律。初中三年仲春,赴於東京湯島聖堂,謁石川岳堂先生,先生名忠久,岳堂其號,畢業於東京大學,曾任二松學舍大學校長,現任斯文會會長,人稱「日本詩壇泰斗」。先生每月開「聖社詩會」,會員呈詩稿,乞朱筆,余亦得忝列門牆,詩法日進。會員凡八十人,耆老多而少者唯余一人耳。
曾在京都時,一夕夢為明末士人,殉國自裁,作詩紀夢如下:
紀夢并序
辛卯六月三日夜,夢為江都一士人,時當明季,中國大亂,城陷之夕正衣冠而經死矣。醒後異之,遂援筆而記焉。
江都白晝見魍魎,拔刀啜血牙如蟒。
今夕猶生明日死,步繞虛廊月朗朗。
花帶珠露舊欄杆,風前亂落成空響。
天已醉,國欲亡。焚錦瑟,擲玉觴。
細爪何勝操畫戟,自笑兵書亦滿宅。
青燈信筆寫懷沙,嗚咽空憐世界迫。
新着深衣結綠纓,手裂紈素響何清。
窗畔金蟾吐香霧,投繯蹴榻覺身輕。
亂光閃射壓雙眼,雙眼破碎夢方驚。
四壁皆白朝光躍,心悸如雷已失聲。
古人有言:「夢,五臟疲也。」固無可依,不待言耳。然夢中光景,鮮明可辨,所見之物,一一可舉,醒後亦頸首才覺疼痛,從此竊以為:前世為華人,今生海島,猶愛詩如癡乎?
留學生:這次在「中華大學生研究生詩詞大賽」中獲獎,是對你實力的肯定。是否給你深入研究中國古典詩文帶來了更多的動力?
早川太基:余生東海,長後始學漢語,此時已落於華人後,故以「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為誡,努力邁進。今年不量蒙華國榮譽之獎,喜慰良深。願竭駑鈍,凝心血,研究古人之作,立前人未發之說,更賦巨篇,或琢語句,或抽新意,而表東人之詩魂,以拓千年未踏之境耳。
留學生:有中國教授評價你「熱愛古代文學,特別是古典詩歌,應當說,不僅是學問上的,還是情感上的。」
早川太基:蓋是南師大駱夫子之言耳(編者注:南師大駱夫子,即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駱冬青教授)。僕之不敏,既蒙深察之辭,不勝感激,深知夫子欲使海東學子發憤,敢用斯言以激勵耳。平日讀書研學,不覺厭倦,飲食間亦讀《四書集注》、《杜詩詳注》、《漁洋精華錄》、黃仲則文集、納蘭詞、《紅樓夢》等,手不能釋卷矣。嘗云:「詩,余之魂也;和,余之骨也;漢,余之血肉也;若截其一片,痛不可忍,若割其一塊,生死不量。」
故研究文學亦非但考察古人糟粕也。是所以「求諸己」之謂耳。含英咀華,而後自問,虛靈方寸,研意凝思,以窺其奧祕。
余前年與一華女相知,一見傾情,或引古詩而表志,或託情微波之詞,於是詩學益進,略解古人意境,深悟騷客神理。遂與此人結日月海岳之盟,發誓丹青,假喻金鈿。後雖分手,丹心至情,緜緜難盡,詩思益銳,字字皆血。下選錄其時之作,以充一粲之資。
相思
千古詩人綺羅筆,空將此感號相思。
紫藤花影風中動,心說君兮君不知。
懷人
交頸度春宵,不為荒淫故。
同脣又同脣,朱葩吸清露。
風急裂香雲,君去江南路。
快車過何地,斜陽想已暮。
相思曲
夢破春窗月透紗,夜闌離恨如嫩芽。
伸手手機找地址,臥打短信字字斜。
「我愛你,是生涯。你愛我,知幾何?」
手機鳴動回信到,兩三頭像皆呵呵。
「相思深淺不須說,終日通宵想你多。」
中國真乃詩國也!
留學生:以前來過中國嗎?
早川太基:高中時來華數次,或赴沙漠而造林,或赴上海而購二胡。高中三年晚春,敝師石川岳堂先生,赴華國而探古蹟,僕亦陪遊。先往成都,後經劍閣,越秦嶺,至長安。其時僕以為:「中國真乃詩國也!名勝今存,古蹟猶傳,悠悠山水,未曾改當年秀麗之色!!」下錄詩稿,少時習作,勿笑是幸!
乘機絕海
眼下風光實壯哉,飛機到處白雲開。
今朝辭去蓬萊島,萬里蒼天馭氣來。
到成都
今日飛機萬里行,行遊遂到錦官城。
城裏千年風雅地,地靈人傑促詩情。
龐士元廟聽老翁說唱空城計
閒散祠堂夕日曛,老翁說唱起風雲。
眼中彷彿當時景,一拂明徽退萬軍。
皇澤寺有唐時古佛傳云顏貌像武則天
皇澤寺邊三月春,花香馥郁柳鮮新。
堂上佛容何窈窕,恰如故國意中人。
越秦山
長安城市在何處,終日車窗但見雲。
行路遲遲不過半,終南山上夕陽曛。
大雁塔
湧出西安城市中,好春三月對長風。
鬼呵神護一千載,塔勢依然摩碧空。
留學生:現在適應在中國的生活了嗎?
早川太基:今年八月廿八日絕海來華,其曉猶在閭里,夢覺賦一絕,又題詩機場,二首可見當時不安之心。其辭如下:
八月廿八日曉
廊暗欄斜殘霧中,桂花無數顫幽風。
幽風吹夢紗窗曉,孤枕醒來色即空。
八月廿八日成田機場
回首深知慈母情,上機一路向燕京。
暮天雲脆斜陽盡,牙月繁星照我行。
然華國師友待僕甚厚,隆情盛誼,感謝不盡。來華日多,已獲佳友,或攜手而遊景山,尋瓊華島,詠詩相樂;或訪斲琴家,賞識清響;或招友書齋,嘗稻香村點心,啜金陵雨花茶,閒談歡笑,不知夜深。然未免孤客之情,時發鄉思,作詩寄華國之友,下錄二首:
楊學士見惠和詩因再次前韻以酬厚志
殘燈一穗淚難收,破笈青袍獨遠遊。
客窗樹影風中舞,人老長安夜半秋。
答夏虞南
憑枕斜看燈影小,東人未慣北都寒。
寒宵風急繞高閣,窗外飛霜夢不安。
君子三友:琴詩酒
留學生:在北大學習古詩詞的氛圍與在日本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早川太基:九月來華留學,廁身北大學中文系,師事樂清錢夫子,夫子為人,溫貌儒雅,威而不厲,而詞章才藻,淵博學識,兼在一身,誠可稱當世「學者」,是余所以仰慕不能已也。幸侍講席,才滿三月,仰之彌高,悅情愈深。至今三月,應酬已數首,課業之外,更承風雅之教。勸余加盟北大詩社「北社」。月一相會,賦詩盡歡。錢門之下,步非煙女士等,濟濟多士,皆善詩詞,亦曾屬詩社。余亦赴雅集,已得兩三詩友。昨月席上,余講「日本詩史」,先頒資料,說「國人讀解法」、「國人吟誦法」、「近代詩家名作」等。今月詩題云:〈文竹〉,日夜推敲,以期語句驚人。
敝邦作詩之人,近年愈鮮,有之亦齡甚高,不得常交。太學生能詩詞者殊少,有之亦僅作五七言絕句,不能及聯句、律體、古體也。又語法多錯,鹵莽滅裂,往往無成文義,或誤格律,或失韻目,作之亦非詩,聯字而已。今學校不重漢之詩文,概說語法,使青襟之徒誦古詩兩三篇以為足,不知格律為何物者衆矣。余之入詩社,人皆諳格律,分韻聯句,應時唱酬,余觀此狀,如身生羽翼,遊於天上之寶殿。願切磋琢磨,競才鬥句,以養清魂,凝詩腸。下錄應酬次韻之作二首:
即事賦詩謝張鑑水
孤窗涼月客愁催,萬戶燕京一菲才。
鑑水先生真好友,秋霄為我帶書來。
張鑑水和詩:
秋才半至剪刀催,已愧天頒幾許才。
想得清齋鑑文夕,月鉤斜送素輝來。
貴公子夜闌曲
月露鎖紗窗,風弄瘦槐景。
彈罷蝶夢遊,孤琴殘響冷。
王孫涵之和詩:
颵颵古槐葉,窈窈霜蝶景。
秋月更秋風,但有秋魂冷。
留學生:濃厚的學習氛圍,是北大最吸引你的一個因素嗎?
早川太基:北大乃中華名校,天下學林,抱寶懷珍之士,美材盛德之徒,接襟雲集,連袂星馳。書樓之上,名師大開絳帳;講席之間,才人盛吐氣燄,又校園有未名湖之美,波光瀲灩,楊柳依依,高塔插碧天,古廟倚幽林,是余所以欲廁身北大也。下錄詩三首:
燕園(九月三日)
此景夢遊知幾回,過橋傍水久徘徊。
燕園小徑青如染,不惜清音是老槐。
未名湖(九月三日)
湖邊孤榻拂秋塵,閒坐縱眸詩味新。
斜日清泠風柳亂,綠枝如夢鎖幽人。
九月六日奉和錢教授
垂柳依依抱學堂,晴湖風律屬清商。
師弟深求賭身命,靈臺精緻在文章。
又余研究宋詩,專攻黃山谷,在故國日,常讀北大錢志熙教授《黃庭堅詩學體系研究》,感銘甚多,願從而問學,數日苦思,賦〈上錢教授詩〉,呈之而乞教導,錢教授惠書云:「諾。」故來而就學焉。下錄其詩:
上錢教授詩
怒濤滄海東,天地有蓮峯。
蓮峯千古雪,照我讀書窗。
唐宋多才俊,萬卷自含風。
讀到會心處,朗誦徹晴空。
末世如頹日,斯文繫一發。
繁華衆皆醉,誰聞地軸軋。
赴洛誓廻瀾,此地學未絕。
名師懸絳帷,高徒窺奧室。
泉瀉逐秋螢,花斜步春月。
荏苒閱星霜,明年齡廿七。
書窗何寂寥,冰雨夜來密。
質薄業難成,內省增愧栗。
琢磨宜自謀,中區身欲投。
私淑錢夫子,文陣逼韓歐。
博覽兼精緻,下筆必出頭。
每誦論詩句,爽味漱溪流。
夢繞風中柳,未名湖畔秋。
何時負笈去,講席仰清眸。
幽人授樛葛,峻谷何足憂。
寒雀隨鵬翼,高雲終可遊。
留學生:學習之餘,你都有些什麼愛好呢?
早川太基:一言以蔽之曰:「琴棋書畫」。又君子有三友,曰:「琴、詩、酒。」酷愛彈琴,曾受指法於成都曾成偉,今能彈〈文王操〉、〈山中思友人〉、〈頤真〉、〈酒狂〉、〈湘江怨〉、〈神人暢〉等十數曲。平日下課後,彈琴自樂,作詩長吟,或磨松煙而展法帖,習二王、智永、趙子昂之體,或會良友,舉旨酒而細論文。有詩為證:
彈關山月賦寄蘇枕書女士并序
夜深空院桂花寒,風死清香沁鐵欄。
前朝遺響關山月,尋譜燈前試一彈。
彈琴
兩人對坐已黃昏,寒葉淒淒窗外翻。
冰弦顫動金徽應,一曲清琴勝萬言。
水龍吟
三尺銅琴藏素心,南陽古曲水龍吟。
夜窗秋雨孤燈濕,停手唯聞餘響深。
海螺水盂歌
榮寶齋前幾度過,水盂歸我含笑多。
巧鑄金銅嘲造化,硯畔海螺橫且斜。
何年忽脫彩鸞手,花月久藏巴水沙。
秋曉九州皆一夢,誰知汝口噴青霞。
我魂所託惟詩筆,此生與汝涉山河。
小齋夜靜沉金勺,一聲相觸如鳴珂。
數點珠露灑紫硯,麝煤奇墨燈前磨。
百年詩句未成字,暫使靈波滿海螺。
留學生:博士畢業後,會選擇留在中國嗎?
早川太基:此事未可定,然有其意也。不第研究古代文學,極窮探覽,潛思立論,而分憂於中華之黔首,同樂於禹域之蒼生,以詩表方寸之聲,以文述目睹之狀,以琴寫耳聞之響,以墨吐胸懷之氣,是吾願也。
「海東第一詩人」是何謂也?
留學生:你立志走遍華夏名山大川,並將旅途見聞感受記錄下來彙編為《蓉堂居士遊華詩文稿》,以留下這段珍貴人生的雪泥鴻爪。文稿現在進展如何呢?可以跟我們分享你在華夏大地的旅程和見聞嗎?
早川太基:曾與人書云:「華國山水之美,冠絕天下,五嶽三峽、黃河長江、洞庭太湖、龍門瀑布、廬山香爐峯、臨安西湖、青羊山、終南山、峨眉山等,皆不可不試一遊也。人世興亡,添之以慷慨之情,如金陵石頭城、函谷關、雨花臺、成都武侯祠、黃金臺、銅雀臺、五丈原、定軍山、劍門關、牧野、華清池、荊州、赤壁等,皆自幼欲一觀之地也。文人騷客,吟哦清遊之遺跡,有石門山、會稽蘭亭、敬亭山、泉城、高郵、五松山、三遊洞等,不可不赴而詠高懷也。聖賢淑女詩人雅客之墳,如文宣王、顏子、王明君、蔡中郎、蔡文姬、諸葛武侯、李杜、三蘇六君子、方正學、黃仲則等墓,不可不憑弔而祭之也。燕都亦有「滿院風鈴語」之天寧寺塔、頤和園、景山、圓明園、耶律楚材墓,僕課業之餘,常赴其地而徘徊逍遙,低吟案詩,時得佳句而自樂焉。願留學之間,自編《蓉堂居士遊華詩文稿》,以問世間好文之士耳。」
然來華之後,寧日殆少,未能果夙願矣。今所得詩,凡三十四首,赴古蹟之作為稀,遺憾之至。下錄北京〈天寧寺塔〉詩一首:
天寧寺塔
天寧寺塔知何邊,幽巷左轉還右旋。
圍棋二老青槐前,問路粲笑指晴天。
秋光斜照琉璃影,十三層塔如峻嶺。
近之彌高不染埃,莊嚴金界入門來。
西風颯起寶爐畔,長跪焚香紫煙亂。
懸鈴齊動驚詩魂,肉眼依稀妙華散。
憶昔寒夜書燈青,宿舍人眠已四更。
此時低誦漁洋句,滿院風鈴耳底鳴。
留學生:你的抱負,是要成為「海東第一詩人」,顯然你已離這個目標越來越近。
早川太基:重蒙錯譽之辭,不勝愧謝!「海東第一詩人」是何謂也?請靜聽,述吾說!古人有言:「詩,心聲也。」故心雅而詩雅,心奇而詩奇,心慘而詩慘,心秀而詩秀,素日使心飛遊於太虛神仙之境,鬱屈於尋常起居之地,皆有益於作詩,或作清超妙麗之音,或凝為悲壯痛切之辭,又務學雅人之玉章,逐古賢之美風,千化萬變,不見常態,惟固是忌,如此始為「詩人」,而未得稱「第一」。
僕乃東海日本之人,作詩艱苦亦存於此,然若以漢語作詩,行間字裏,皆含日本之情味,表東海之詩魂,聯珠貫玉,光彩陸離,自成一家之體,中華詩壇,赫赫占一座者,可稱「第一詩人」,詩史可以記姓名,然號曰「海東第一詩人」者,是未足也。
嗟夫!何日講詩於故國,說盡妙趣,無所不至,又教育英才,細說詩法,回瀾既倒,振興斯文,以光風雅之精美,宣文墨之深致。然後始得稱「海東第一詩人」也。
留學生:離你的夢想——做一個精通傳統文化各種領域的「高人」,還有多遠?
早川太基:曾與人書云:「僕本科生時,每年投稿『全日本大學生漢詩大賽』三獲『最優秀賞』,又今年投稿『日本國民文化祭漢詩部門』獲『日本文部大臣賞』,然未曾滿意矣,未曾愜心矣。請述其所以然。僕今晉大學研究所博士課,而學宋代文學,專攻黃山谷詩,竊以來日為『研究者』,然其所指,決非世俗通義。『研究者』,一階梯也。其可赴之地,唯在『學者』而已。故研究者而兼詩人,詩人而兼儒士,儒士而兼居士,居士而兼酒徒,酒徒而兼琴客,琴客而兼書家,書家而兼日者,日者而兼儒醫,然後始得稱千古『學者』。僕深知任重道遠,才疏學淺,光景西馳,百年迫我,是其所以未曾滿意愜心也。」
僕天資菲薄,淹留不成,惟慕之而自樂,遊戲此間,不曾辨學習與餘暇。日夜讀書,眼裏彷彿,相見古人,故仲尼、子輿、太史公、子雲、孟堅、子建、太白、少陵、退之、柳州、昌谷、義山、醉翁、介甫、東坡、魯直、放翁、東璧、梅村、亭林、阮亭、仲則、蘭雪、東原、雪芹;又敝邦柿大夫、清納言、藤式部、行長、藤定家、兼好、玄慧;又泰西西塞羅、維吉爾、賀拉西、莎翁,皆吾尚友也。故或學而困之,如良友來而在側,仔細說之,必有所發明矣。願不負先人之盛誼,遍探學藝之深趣,惟「人十己千」是務,自顧而縮,進乎大道,以達其極耳!
(文.本刊記者.張明豔 圖.胡令豐)
[轉] 400年前閩南語史料大發現
來源:聯合新聞網
2017-04-14 13:32 聯合晚報 記者鄭宏斌/台北報導
《漳州話詞彙》厚達千頁、字詞近兩萬,現身菲國大學檔案館…
400年前閩南人怎麼稱呼「螢火蟲」?清大、中研院研究團隊在菲律賓聖多瑪斯大學檔案館裡,尋獲一份17世紀厚達千頁、包含近兩萬字詞的《漳州話詞彙》,透過拼音記載,有如穿越時空的錄音筆,再現古人生活用語的發音。
由中研院臺史所、清華大學、西班牙龐培法布拉大學及塞維亞大學組成的研究團隊,在蔣經國基金會贊助下,三年來前往馬德里、巴塞隆納、馬尼拉等地,尋找古閩南語史料,今年在菲律賓尋獲這份厚達千頁的《漳州話詞彙》,一窺明代閩南人的常民生活。
研究團隊成員、清大歷史所副教授李毓中表示,這份史料過去從來沒有人發現其價值,該史料的價值在於有如時空膠囊,建構17世紀海外閩南人的日常生活,也能比較古代與現代的閩南語用詞、發音的差異。
古人這樣說…青竹絲:竹系蛇、螢火蟲:火金星,連「洗門風」都有了。
這本《漳州話詞彙》分別以西班牙文、漢字、漳州話拼音、官話拼音,記載當時的閩南語用語。例如臺灣常見的毒蛇青竹絲記載為「竹系蛇」,螢火蟲則是「火金星」(Hue Quion Che),至於今日使用的「洗門風」(Sey Muy Hong)一詞,400年前的閩南人就已經在使用。
「這份史料有如400年前的錄音筆,保留當時的發音。」李毓中指出,這對語言學、歷史學來說,都是很重大的發現,是一座寶庫。研究團隊目前是跟聖多瑪斯大學購買影像使用,未來會進一步談授權,希望可以出書,並建構線上資料庫,讓大家檢索。
西班牙人曾在1597年畫下世界第一張艾爾摩莎(Hermosa,即臺灣)的完整地圖,地圖上註記有「雞籠」跟「淡水港」。這本《漳州話詞彙》中,雞籠、淡水詞條用西班牙文寫「艾爾摩莎島上,西班牙人所在的土地」,證明手稿製作於西班牙人殖民臺灣期間,亦即1626年到1642年間。
《漳州話詞彙》手稿中,出現臺灣地名「北港(Pag Cang)」、「雞籠(Quey Lang)」、「淡水(Tam Chuy)」等詞彙,今常見螢火蟲的稱呼「火金星(Hue Quion Che)」、竹系蛇、洗門風也包含其中。 記者曾吉松/攝影
[轉] 中國古代的「普通話」(訪音韻學家鄭張尚芳)
中國古代的「普通話」──訪音韻學家鄭張尚芳
來源:人民網
古代的雅言就是夏言,中國古代的普通話是以河南話為標準音的,而今天的北京話其實是四百年前的東北話……這些說法你相信嗎?中國社科院語言所研究員鄭張尚芳(以下簡稱鄭張)先生從事語言研究已經有五十來年,尤其在上古音和方言領域成就斐然。近日記者就普通話的源流問題對鄭張先生進行了專訪。
記者:我國最古的詞書叫《爾雅》,意思是解釋雅言以逼近正音。《現代漢語詞典》上說,「雅,合乎規範的。」「雅言,古代指通行的標準語。」所以「雅言」就是合乎規範的古代標準語。我們知道,在孔子時代雅言就是共同語,我想知道,雅言有沒有更古老的來源呢?
鄭張:雅言來自夏言。「雅」、「夏」古代互通的例證很多:《左傳》「公子雅」,《韓非子》作「公子夏」;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簡《孔子詩論》「大雅」、「小雅」作「大夏」、「小夏」;《墨子》引「大雅」也作「大夏」。尤其《荀子.榮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作「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這個與楚越相對的「雅」或「夏」明顯指中原。
先秦古籍中所記夏代歌謠可能是口頭相傳的記錄:《尚書.湯誓》記夏民罵夏桀「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孟子》所記《夏諺》、《逸周書》所記《夏箴》,這些謠諺都押韻,押韻系統也類似周代古音。所以我們可推斷夏商周的語言差不多。
記者:如果夏商周三代的雅言真的一脈相承,我國古代的「普通話」就有四千來年悠久歷史了。
鄭張:是啊。古華夏人是漢族的核心,說的夏言有巨大凝聚力,衆多古代歷史民族後來不再出現,實際都通過使用漢字改說漢語融入漢族大家庭,北魏鮮卑拓跋王朝改元氏就是史證。
記者:那麼雅言或者說夏言,是以什麼地方為標準音點呢?
鄭張:是洛陽。東周「雅言」應以王都洛邑語音為準,往上承自周人學習殷商文字,商則繼承夏文化。夏起於晉南,但後來長期建都於伊洛地區,洛陽邊上的偃師二里頭古都遺址,考古界認為屬夏文化。甲骨文雖發現於安陽,但周滅商後即於洛陽建造成周來集中殷商貴族,並在那裏向他們學漢字。學漢字必須出於師授,字得一個一個學,在士族中有極其古老的代代相傳的傳習傳統。故歷代都以洛陽太學教書音為標準音,作為讀書音相傳授。
通過上古音研究,雅言的音我們已經重新構擬出來了,現在已經能夠把《詩經》、《論語》用孔子時代的上古音來讀。
記者:我想很多人一定會有疑問,古代沒有錄音機,怎能知道古人是這麼念的呢?
鄭張:語言是有規則的發展,可以用一些材料,根據音韻學規律來復原古音系統,把古代音重建出來。
周邊語言在長期交流中也保留了很多漢語古代音,有的還有拼音文字記錄,比如佛經用「南無」來譯梵文 namas,「浮屠」來譯 buddha,這就記下這些字的古音,現在和尚念「南無」的音還近於古印度原話,他們怕佛聽不懂就世代傳下來了。佛經東漢開始翻譯,所以至少可知道東漢讀音,孔夫子比東漢早五百年,但上古音變化慢,音韻體系相差還不太大。
記者:古音在變化中是否也會有所保留呢?
鄭張:語言總包括變與不變兩部分,像現今普通話也含有古音。它有兩點是南方話比不了的,一是鼻尾韻前的元音多念古音,如「干康工根恩因溫」等基本未變。因為元音後面帶尾受阻就變得慢,不受阻的自由元音才變得快。二是「假甲交江監」、「夏瞎孝巷咸」這類音韻上稱「牙音二等」的字讀 j、x,是聲母後帶 i 介音造成的,由古代帶 r 音的複聲母變來,南方話則不帶 i 跟 g、h 沒有區別。這兩點都比南方方言老,所以普通話也有一半的上古音遺留。
記者:周代以後的標準音有沒有什麼變化,各代是不是一樣?
鄭張:周以後歷代也都以中原為標準,教育與辦公都要求學標準音。首先是師教,漢代王充是會稽郡上虞人,他在《論衡》中自記八歲上學館,學童有百餘人,許多人字寫不好被老師打手板。那麼偏遠的縣都如此重視從小教育。中國從古實行由小學開蒙學至太學的制度。上學第一步就是認字,不能教土話,要教標準音,標準音就一代代傳下來了。
有人說楊雄的《方言》表明漢代以秦晉話為通語,實際全書看來秦晉是當時一支最大方言而非通語。中古著名的《切韻》則代表南北朝至隋這一段的標準音,當時顏之推等人長安論韻,就是審定洛下和金陵所傳讀書音的音韻綱領,並不用都城長安音。唐後期李涪曾根據已變化的唐音,批評《切韻》是「吳音」,但他說「中華音切,莫過東都」,說洛陽「居天地之中,稟氣特正」,仍推崇洛陽為正音。
宋代建都汴梁,朝官寇準和丁謂也曾討論標準音問題。《談選》記他們論及天下語音何處為正,寇說「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說「不然,四遠各有方言,唯讀書人然後為正」。洛陽在開封西,故叫西洛,說明當時的正音既非都城開封音,也不是洛陽口語音,而是其讀書音。南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也強調「中原惟洛陽得天地之中。語音最正」。
元代進北京前,就請國師西藏喇嘛八思巴創造新字拼漢語和蒙古語,所編我國第一本拼音韻書《蒙古韻略》,就是照着《平水新刊韻略》編的,這原是宋《禮部韻略》并韻改編本,所以同樣以宋、金的洛陽讀書音為標準。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自序:「欲正語言,必宗中原之音。」在起例說:「上自縉紳講論治道,及國語翻譯、國學教授言語,下至訟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但《中原音韻》實際收了更多元代口語音。明初編《洪武正韻》,同樣標榜「一以中原雅音為定」。
唐宋元明編韻書的,一致聲稱依中原伊洛話正音定音。這從上古、中古一直沿襲至近代官話,但各代的伊洛音在演變,肯定有變化。
記者:洛陽的標準音地位延續了幾千年。但雅音也隨時變化,商周和秦漢已不一樣。秦漢唐都在長安定都,這些河南中州話傳到西安以後,音變沒變?
鄭張:自然會有變動,唐代也有人用長安音編韻書,但是不能流傳,因為它不標準。隋初制定切韻的八個學者都是從鄴下到長安作官的,但論韻時標準點只提洛下、金陵,因金陵書音本傳自洛下移民,他們不提長安,還批評關中音「去聲為入」,像「四」讀「悉」、「淚」讀「律」、「獪」讀「刮」等讀不標準。
某代的京都如非洛陽,如唐長安、宋汴梁、臨安、明南京,其語音對標準音會發生某些影響,但由於這些地方的讀書音也源於洛陽,最多只是出現某些官話支派,南方官話有的存古成分多些,包括南京官話、臨安官話,音系核心基礎卻原是一個。
記者:官話和口語是工作語和生活語的區別嗎?
鄭張:「官話」就是官場的辦公用語,是教學讀書唱誦用語。先秦稱雅言,以後叫正音,到明代才叫官話,英語說 Mandarin,有人誤以為來自「滿大人」,其實來自明代葡萄牙人所說指揮,那時還沒有滿大人呢。
官話以中州音為準,指的是以歷史上洛陽讀書音為辦公用語,並非洛陽口語,更非現在的洛陽口音。各代都有官方工作語言和生活語言的區別,各地也都有書面語和口語區別,標準點也一樣。書音和口語音同時存在,就如京劇舞臺上,上等角色說韻白,下等角色說京白。韻白裏有不少「上口字」:分尖團,「日」讀i韻,「住、處、書、如」讀 yu 韻,「歌、各」讀 o 韻,「內、類」讀 uei 韻等,都是更早階段的舊音傳承。崑曲還要咬更老的收 -m 尾的「閉口韻」。北方藝人說十三轍,「豬」讀舌尖圓脣元音歸「衣齊(一七)」轍,同樣是傳統舊音。後代人看上口字,有點像人為的味道,但老輩人就是這麼念說的,老師口裏那是不能含糊的雅音正宗。所以明代時朝鮮的漢語教本《老乞大》、《朴通事諺解》都正俗音並列。同樣學官話,正音有入聲,俗音沒有。有人以為有入聲的可能依據南京音,其實洛陽幾十年前也還有入聲(見《洛陽縣志》)。南京因有秉承金陵舊音的傳統,其音常合於舊書音規範而已。像「餃子」實際是古代「角子」的口語音。朝鮮譯官崔世珍《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凡例》說當時漢字「角」字有四個音:「gio、giao 去、giao 上、ge」,但正文《朴通事》和他的《四聲通解》並未記全四個音,俗音「giao 上聲」倒是記了。口語力量大,往後常能吃掉讀書音,所以前代的俗音後一時代也可上升為正音。
記者:明代朱棣進了北京,那時北京大多說河南話嗎?
鄭張:朱元璋滅元把蒙古人趕回草原,其他居民全遣送開封,然後由山西、山東、河北、雲南、江南大批移民到北京。四方移民雜處,北京話已不是元代大都話,應是帶河北味的中原官話。官場辦公的官話應是河南式的,但明代大官多來自江淮官話區,可能還有南京話的影響。朱棣移都北京也會提高北京官話的地位,但官話標準真向北京轉移,還是清代中期以後的事,當官的逐漸向清朝皇帝的話看齊了。
記者:今天北京話從哪來的,怎麼形成的?是清朝皇帝說的官話先發生變化,跟北京當地話還有他的家鄉話,包括官話結合成一種北京話了。清中期以後全國才學北京話麼?
鄭張:我說過北京話不是元大都話的後裔,底子應是中原和河北的官話。滿清進京又趕原住民於外城,旗人住內城,今天北京話是東北旗人話和北京老話合起來的,東北味很重,聽東北話聲調就比天津話還更近北京些。清夏仁虎《舊京瑣記》說京師「言龐語雜,然亦各有界限。旗下話、土話、官話,久習者一聞而辨之」。北京的這三種話本有區別,官話原不同於北京土話、旗人話,後來這三種話以官話為中心結合起來,成為普通話語音的基礎。北京話也有文讀白讀,文讀就來自舊標準音。清代初期讀書人還堅持讀書舊音,後來堅持不住,要學當朝皇帝的話了。
對全國官話標準來說,北京話的地位是到清中後期才這樣提高的。民國時教育界已提出以北京音為國語標準音,但當時的教育部未批准,到解放後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這才確定下來。
[轉] 閒聊古詩話卯兔
來源:浦江情社區
作者:雪裏尋梅
虎歲剛飄辭舊雪,兔年喜放報春花;再過幾天,就是農曆辛卯年了,新年歌盛世,卯兔耀中華。「兔」與十二地支中的「卯」對應,漢代王充《論衡》說:「卯,兔也。」二者組成我們的生肖「卯兔」。兔子是哺乳類兔形目、草食性脊椎動物、哺乳動物。頭部略像鼠,耳朵根據品種不同有大有小,上脣中間分裂,非常可愛,尾巴和腳一樣長而且向上翹,前肢比後肢短,善於跳躍,跑得很快,惟尾巴較短,故有「兔子尾巴長不了」的衍生義之說。
兔子素稱瑞兔,被視為仁獸。在古代,兔是作為一種祥瑞動物而被人們崇拜的:「玉衡星敝而為兔」(《春秋》)。「赤兔者瑞獸,王者盛德則至」(〈瑞應圖〉)。從《抱朴子》裏我們知道它曾被稱過「丈人」,從《戰國策》裏我們還曉得它有個善於奔跑的先祖叫東郭逡。據科學家考證,兔子的祖先大約在七千萬年以前就已出現,屬我們這個星球上最早出現的動物之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在那地老天荒又充滿各種風險和災異的漫長歲月裏,許多動物甚至包括龐然大物恐龍,都橫遭厄運而相繼滅絕。可我們這位兔子小弟卻神通廣大,置之死地而後生。它不僅戰勝諸多的凶惡對手堅強地挺了過來,且迄今人丁興旺,族系繁衍。按粗略估計,現在全世界的野兔家兔不下五十種。其不斷開拓新領地的精神和機敏靈活的「適者生存」本領,都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驚嘆莫置。
歷代文人創作了大量的以「兔」為題材的詩章,兔的蹤影最早出現於文學作品中,當推《詩經》,儘管只是浮光掠影,卻也寫得有聲有色。如《小雅.瓠葉》: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詩章取瓠葉這一典型意象,言其宴席上菜餚的粗陋和簡約,瓠葉味苦,則所食非美味佳餚可知,但主人並沒有以微薄而廢禮,而是情真意摯地「采之亨之」,並取酒相待,請客人一同品嘗。將頭上有白毛的野兔燔烤後作下酒之餚,自然是美味。
樂府有〈古豔歌〉:「煢煢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這首詩的前兩句即以動物起興,興中兼含比喻。寫棄婦被迫出走,猶如孤苦的白兔,往東去卻又往西顧,雖走而仍戀故人。後兩句是規勸故人應當念舊。
晉人張浚的〈白兔頌〉形象地描述了花兔子的外觀特徵:「其毛春素,纖毫秋黑。點綴五采,漸染粉墨。」想像中這隻花兔一定非常好看。大家一定還記得〈木蘭詩〉中的寫兔的名句:「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則是敘述了兔子的另一種特徵,動感的特徵。唐代王建曾寫有〈小白兔〉詩,說的是漂亮的幼兔不忍打殺,就連皇帝也發出了保護小動物的旨令:「新秋白兔大於拳,紅耳霜毛趁草眠。天子不教人射擊,玉鞭遮到馬蹄前。」愛兔子愛到這種地步:唐詩人杜甫看到兔子就想抱起來數數兔子身上的一根根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八月十五夜月〉)。家養的兔子是用「金鏈相繫擐」的:「霜毛豐茸目睛殷,紅絛金鏈相繫擐」,梅堯臣如是說道。有不識兔者,常被人傳作笑柄,元代袁桷的〈舟中雜詠〉「家奴拾枯草,走兔來相親。生來不識兔,卻立驚其神。行人笑彼拙,歸來如頻呻」。
詩人筆下的兔子,很多的是把它和月亮聯繫在一起的,月亮中那隻和吳剛在一起的可愛的年復一年辛勤擣藥玉兔。西晉哲學家、文學家傅玄在〈擬天問〉中發問:「月中何有?玉兔擣藥。」歐陽脩〈白兔〉詩云:「天冥冥,雲蒙蒙,白兔擣藥嫦娥宮。」因此,月亮也成了兔的代稱。古時將金烏和玉兔並稱為日月的,成語兔起烏沉就是指太陽落山了,夜幕降臨了,宋梅堯臣〈永叔白兔〉寫道:「可笑嫦娥不了事,卻走玉兔來人間」。嫦娥離別了玉兔,來到了人間,只是因為「白兔擣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李白〈把酒問月〉)李白另有〈古朗月行〉,句中疑玉兔是不是在作無用功的事情,「白兔擣藥成,問言與誰餐?」每天擣藥,它是在擣給誰服用的呢?梅堯臣感嘆道:「月中辛勤莫擣藥,桂旁杵臼今應閒」,應該休息休息了吧!李賀〈李憑箜篌引〉:「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腳斜飛濕寒兔」。說的是這箜篌奇妙的音樂居然觸動了吳剛的萬古哀愁,使他不由得忘了伐桂,而通宵倚着桂樹,凝視着月中露濕兔寒的淒清景色在出神,寫得新奇有趣,而又出人意料。
狡兔三窟形容的兔子的狡詐、聰敏和機靈,「兔子不吃窩邊草」說明兔子行事也有高明之處;成語有「狡兔死,走狗烹」,不從衍生義解,就是說和狗一樣,也會成為人的盤中餐,臨死也落得個「狡兔」之名。梅堯臣〈兔〉詩云:「迷蹤在塵土,衣褐戀篷蒿。有狡難穹穴,中書惜拔毫」。唐蘇拯有〈狡兔行〉云:「草中三穴無處藏,何況平田無穴者」。可是,兔子也有笨笨的時候,最被人常常言及的是「龜兔賽跑」故事裏的兔子,跑的再快也有失敗的時候;還有就是那句「守株待兔」的成語,莫名其妙地撞在樹上,最終落得個被守樹者烹殺的下場。有人說「兔死狐悲」是指因同類的死亡而感到悲傷,其實,人類也有可憐兔子悲慘的下場的時候,王安石說:「今子得為此兔謀,豐草長林且遊衍」(〈信都公白兔〉)。宋朝的秦觀則在〈放兔行〉中央求人們:「兔飢食山林,兔渴飲川澤。與人不瑕疵,焉用苦求索。天寒草枯盡,見窘何太迫。上有蒼鷹虞,下有黃犬厄。微命無足多,所恥敗頭額。敢其揮金遇,倒橐無難色。雖乖獵者意,頗塞仁人責。兔兮兔兮聽我言,月中仙子最汝鄰。不如亟返月中宿,體顧商巖并岳麓」。憐兔子的被殺、被烹、被獵、被剝,發出了「與人不瑕疵,焉用苦求索」,「兔兮兔兮聽我言」,「不如亟返月中宿」的感嘆。
兔子奔跑極快,最快時速有人測出,約為56公里,唐莊南傑〈傷歌行〉「兔走烏飛不相見,人事依稀速如電」句,則把兔子的速度與光陰似箭這句成語連為一體。民諺有「靜如處子,動如脫兔」,比喻的就是兔子速度的疾快。「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則從另一個側面突出了兔子的速度。「獵從原上脫,靈向月中逃」(梅堯臣〈兔〉),上天入地,真是跑得可快呢。馬中有精品曰「赤兔」,形容其速度之快,三國時有民謠:「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英雄快馬也。
古代詩詞中另有一些描述兔子的句子,其實也就是一首首關於兔子的謎語,明謝承舉〈白兔〉詩:「夜月絲千縷,秋風雪一團。神遊蒼玉闕,身在爛銀盤。露下仙芝濕,香生月桂寒。姮娥如可問,欲乞萬年丹」。寫其狀、繪其神,妙也!北齊謝睡〈詠兔絲〉的詩謎:「輕絲既難理,細縷竟無織。爛漫已萬條,連緜復一色。安根不可知,縈心終不測。所貴能卷舒,伊用蓬生值」。用兔子皮毛的特徵求底;唐李嶠〈兔〉謎:「上蔡應初擊,平岡遠不稀。目隨槐葉長,形逐桂條飛。漢月澄秋色,梁園映雪輝。唯當感純孝,郛郭引兵威」。詩中無一處提及兔子,恰恰說的就是兔子,上蔡,古宋國,這裏用的是守株待兔的典故;唐蘇拯〈狡兔行〉「秋來無骨肥,鷹犬偏原野。草中三穴無處藏,何況平田無穴者」。鷹犬搜索不到,草穴三藏的動物到底是麼呢?自己猜吧!另有宋朝文彥博也有首謎語詩:「感德好生,網開三面,明視標奇,昌辰乃見。育質雪圖,淪精月殿。著於樂章,色含江練」。「網開三面」是為「窟」也。最能說明問題的應該是梅堯臣的那首〈兔〉:「迷蹤在塵土,衣褐戀篷蒿。有狡難穹穴,中書惜拔毫。獵從原上脫,靈向月中逃。死作功勳戒,良弓合自發」。用謎一樣的語言描寫兔子的生活、行蹤、被捕獵及最終被烹危險的下場,告誡那些歷代開國元勳應及時隱退,免遭殺身之禍。詩句催人警醒,其社會意義極為深刻。
玉兔,月亮中的兔子,也代指月亮,這種代用,被謎人常拿來互相指代,作謎猜射的。最後,用民國江都李聖許的〈月字謎〉來作結束吧:「俏冤家切莫做小人行徑。許佳期其實不曾。我若肯時也不止在如今肯。空為我腰肢減一半,鎮日裏無主恨青春。待明朝日落時辰,也再休要閒去門前等。」
[轉] 不要再誤讀《論語》了
轉自中國文學網
廖名春(清華大學歷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我早年是做荀子的,來清華之後做出土簡帛和《周易》比較多。近年來我對《論語》比較重視,對儒學的認同感越來越強。當年我們這些知識青年都是批林批孔的時候開始讀《論語》,一開始接受的就是負面的東西,對儒學沒有多少好感。後來書讀得多了,慢慢地對儒學有了感情,但這是後來的事情。當初切入的時候是批判,不是接受和繼承。
我原來覺得《論語》通俗易懂,研究的人也多,不容易講出新東西來,所以一直沒有做這方面的研究。後來因為給學生開《論語》課,一投入,一深究,發現問題其實還很多,不是我們原來想像的那樣,以為大家的釋讀沒問題。
比如著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說。大家通常都認為這是宣傳愚民思想,所以對孔子有很多的批判。我原來也是這麼認為的,但後來讀了郭店簡就有了不同的看法。郭店簡〈尊德義〉篇對這句話有解釋,認為「民可使導之,不可使知之。民可導也,而不可強也」。我原來不太理解,為什麼郭店簡要用強迫的「強」來解釋「知」?後來想起荀子的〈勸學〉篇才明白。「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這一名句,到《大戴禮記.勸學》篇中,「鍥而舍之,朽木不折」就寫作「鍥而舍之,朽木不知」。原來「知」和「折」是可以通用的。《中庸》引《詩》:「既明且哲。」陸德明《釋文》曰:「哲,徐本作知。」《尚書.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釋文》曰:「折,馬云:智也。」這說明從「知」之字和從「折」之字也是可以通用。哲學之「哲」,也可稱之為「智」,哲學也可謂之智慧之學。為什麼?因為「哲」字從「折」,「智」字從「知」,「知」通「折」,自然「哲」與「智」也可通用。在《論語.泰伯》此章中,有兩個假借字:一是「由」,郭店簡〈尊德義〉作引導的「導」,可知當讀作啟迪的「迪」,這是我的學生李銳指出來的。第二是「知」,它的本字就是「折」,折服的「折」。為什麼「不可使知之」的「知」不是本字,道理很簡單。孔子是個教書的,「弟子三千,賢人七十」,可知教的學生不少。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說民「不可使知之」,那孔子的教學就無從談起了。因為民「不可使知之」,孔子再怎麼「誨人不倦」也沒有用。我們只要肯定孔子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是「有教無類」的,就勢必不能接受孔子有民「不可使知之」的說法。把這段話讀懂了,就知道孔子這句話非但不是愚民思想,而是非常強烈的民本思想,即老百姓只能去引導(迪),不能以暴力去強迫、去壓服(折)。為什麼?因為孔子知道「匹夫不可以奪志」。
《論語.子路》篇孔子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關於父子互隱的問題,這些年來爭議非常之大。劉清平、鄧曉芒他們因此批評孔子以親情為上,置國法於不顧,導致司法腐敗。郭齊勇等學者維護孔子,認為儒家講父子互隱情有可原,他用西方的司法制度解釋中國的這個問題,說這就是直系親屬拒絕作證,讓親人從證人席上走開的精神。上課時,有學生告訴我,說《浙江學刊》上有王弘治的文章,認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中的「隱」不是隱瞞的意思,這個「隱」原來是木字旁的那個「檃」。「檃」原本是一種可以使曲木變直的工具,作為動詞,則有糾正的意思。所以,孔子講「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不是說父親包庇兒子的錯誤、兒子包庇父親的錯誤,而是說父親要能糾正做兒子的錯誤,兒子也要能糾正父親的錯誤。我非常讚賞這一解釋,著文做了補充證明。《荀子》和《孝經》都有「諍子」的記載,孔子說:「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這跟「父為子隱(矯正),子為父隱(矯正)」是一樣的道理。因為兒子能夠糾正父親的錯誤,父親就能夠少犯錯誤。如果相互包庇,問題就會越搞越大。父親替兒子隱瞞錯誤、兒子替父親隱瞞錯誤,這怎麼能夠叫做「直」呢?在孔子的學說中,家國是同構的,家是縮小的國,國是放大了的家。孔子為什麼重視孝道?因為在家不孝,為國就不能盡忠。只有家之孝子,才能成為國之忠臣。所以孔子強調孝道,其實是為治國服務的。古人說「室不掃,何以掃天下」,也是基於家國同構這一精神。《大學》所謂修齊治平,也是如此。如果在家裏,父子之間可以互相包庇,隱瞞錯誤;到社會上,還能堅持公平正義,還能「天下為公」嗎?顯然,孔子是不會同意的。「修道是謂教」,在社會上是如此,在家裏也當是如此。基於這些了解,把「父子互隱(隱瞞)」讀為「父子互檃(矯正)」,顯然更合乎孔子的思想。至於基於誤讀而攻擊孔子搞「司法腐敗」,只能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季氏〉篇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大家把「畏」解釋為畏懼。這是講不過去的。實際上,「畏」是「敬」的意思,《廣雅.釋訓》:「畏,敬也。」不是說君子害怕聖人之言,而是君子敬重聖人之言,敬重天命。孔子講「後生可畏」,也不是說害怕後生,而是因為後生表現突出,所以他敬重他們、看重他們。
還有,孔子講「朝聞道,夕死可也」,我們以前都把這句話理解為早上我知道了真理,晚上就死都無所謂了。這種理解也是不對的。孔子不是以求「知」為第一要務的人,相對於「道問學」來,孔子更重視「尊德性」。孔子周遊列國,不是去求道的,孔子對道是什麼心裏很清楚,他是去推廣他的道,要君主們接受他的道。因此,這裏的「聞」,決不能訓為「知」,而應訓為「達」。「聞」有「達」之訓,最熟悉的就是諸葛亮的〈出師表〉,「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這裏「聞達」並舉,「聞」跟「達」就是同義詞。《論語.顏淵》篇裏面孔子跟子張也有過討論,子張認為「聞」跟「達」是一個意思,但孔子認為「聞」跟「達」不同。孔子這種講法在當時有特別的用意,是臨時措意,而非一般義。在一般的語境中,「聞」跟「達」是同義詞,所以子張以「聞」釋「達」。「朝聞道,夕死可也」即「朝達道,夕死可也」。孔子不是說早晨知道真理就可以死了,而是說達到、實現了理想,晚上就可以死了。如果說「朝聞道,夕死可也」是「朝知道,夕死可也」,那孔子在周遊列國前早就死了。孔子周遊列國不是為了求「道」、知「道」,而是為了達「道」,為了推行他的治國之道,實現他的治國理想。
這些例子在《論語》裏面是有普遍意義的。很多人以為《論語》好講,實際上並非如此。要理解孔子的真精神,就要讀懂《論語》。要讀懂《論語》,就要解決《論語》的誤讀問題。這幾年我已經就《論語》的誤讀問題寫了十多篇文章,以後準備再寫一些,到一定時候出一個論文集。力爭還原真相,將《論語》一些事關孔子思想原則的重大問題的誤讀解決掉。
(本報記者陳菁霞採訪整理)
原載:《中華讀書報》(2012年11月28日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