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中國文學網
廖名春（清華大學歷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我早年是做荀子的，來清華之後做出土簡帛和《周易》比較多。近年來我對《論語》比較重視，對儒學的認同感越來越強。當年我們這些知識青年都是批林批孔的時候開始讀《論語》，一開始接受的就是負面的東西，對儒學沒有多少好感。後來書讀得多了，慢慢地對儒學有了感情，但這是後來的事情。當初切入的時候是批判，不是接受和繼承。
我原來覺得《論語》通俗易懂，研究的人也多，不容易講出新東西來，所以一直沒有做這方面的研究。後來因為給學生開《論語》課，一投入，一深究，發現問題其實還很多，不是我們原來想像的那樣，以為大家的釋讀沒問題。
比如著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說。大家通常都認為這是宣傳愚民思想，所以對孔子有很多的批判。我原來也是這麼認為的，但後來讀了郭店簡就有了不同的看法。郭店簡〈尊德義〉篇對這句話有解釋，認為「民可使導之，不可使知之。民可導也，而不可強也」。我原來不太理解，為什麼郭店簡要用強迫的「強」來解釋「知」？後來想起荀子的〈勸學〉篇才明白。「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這一名句，到《大戴禮記．勸學》篇中，「鍥而舍之，朽木不折」就寫作「鍥而舍之，朽木不知」。原來「知」和「折」是可以通用的。《中庸》引《詩》：「既明且哲。」陸德明《釋文》曰：「哲，徐本作知。」《尚書．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釋文》曰：「折，馬云：智也。」這說明從「知」之字和從「折」之字也是可以通用。哲學之「哲」，也可稱之為「智」，哲學也可謂之智慧之學。為什麼？因為「哲」字從「折」，「智」字從「知」，「知」通「折」，自然「哲」與「智」也可通用。在《論語．泰伯》此章中，有兩個假借字：一是「由」，郭店簡〈尊德義〉作引導的「導」，可知當讀作啟迪的「迪」，這是我的學生李銳指出來的。第二是「知」，它的本字就是「折」，折服的「折」。為什麼「不可使知之」的「知」不是本字，道理很簡單。孔子是個教書的，「弟子三千，賢人七十」，可知教的學生不少。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說民「不可使知之」，那孔子的教學就無從談起了。因為民「不可使知之」，孔子再怎麼「誨人不倦」也沒有用。我們只要肯定孔子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是「有教無類」的，就勢必不能接受孔子有民「不可使知之」的說法。把這段話讀懂了，就知道孔子這句話非但不是愚民思想，而是非常強烈的民本思想，即老百姓只能去引導（迪），不能以暴力去強迫、去壓服（折）。為什麼？因為孔子知道「匹夫不可以奪志」。
《論語．子路》篇孔子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關於父子互隱的問題，這些年來爭議非常之大。劉清平、鄧曉芒他們因此批評孔子以親情為上，置國法於不顧，導致司法腐敗。郭齊勇等學者維護孔子，認為儒家講父子互隱情有可原，他用西方的司法制度解釋中國的這個問題，說這就是直系親屬拒絕作證，讓親人從證人席上走開的精神。上課時，有學生告訴我，說《浙江學刊》上有王弘治的文章，認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中的「隱」不是隱瞞的意思，這個「隱」原來是木字旁的那個「檃」。「檃」原本是一種可以使曲木變直的工具，作為動詞，則有糾正的意思。所以，孔子講「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不是說父親包庇兒子的錯誤、兒子包庇父親的錯誤，而是說父親要能糾正做兒子的錯誤，兒子也要能糾正父親的錯誤。我非常讚賞這一解釋，著文做了補充證明。《荀子》和《孝經》都有「諍子」的記載，孔子說：「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這跟「父為子隱（矯正），子為父隱（矯正）」是一樣的道理。因為兒子能夠糾正父親的錯誤，父親就能夠少犯錯誤。如果相互包庇，問題就會越搞越大。父親替兒子隱瞞錯誤、兒子替父親隱瞞錯誤，這怎麼能夠叫做「直」呢？在孔子的學說中，家國是同構的，家是縮小的國，國是放大了的家。孔子為什麼重視孝道？因為在家不孝，為國就不能盡忠。只有家之孝子，才能成為國之忠臣。所以孔子強調孝道，其實是為治國服務的。古人說「室不掃，何以掃天下」，也是基於家國同構這一精神。《大學》所謂修齊治平，也是如此。如果在家裏，父子之間可以互相包庇，隱瞞錯誤；到社會上，還能堅持公平正義，還能「天下為公」嗎？顯然，孔子是不會同意的。「修道是謂教」，在社會上是如此，在家裏也當是如此。基於這些了解，把「父子互隱（隱瞞）」讀為「父子互檃（矯正）」，顯然更合乎孔子的思想。至於基於誤讀而攻擊孔子搞「司法腐敗」，只能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季氏〉篇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大家把「畏」解釋為畏懼。這是講不過去的。實際上，「畏」是「敬」的意思，《廣雅．釋訓》：「畏，敬也。」不是說君子害怕聖人之言，而是君子敬重聖人之言，敬重天命。孔子講「後生可畏」，也不是說害怕後生，而是因為後生表現突出，所以他敬重他們、看重他們。
還有，孔子講「朝聞道，夕死可也」，我們以前都把這句話理解為早上我知道了真理，晚上就死都無所謂了。這種理解也是不對的。孔子不是以求「知」為第一要務的人，相對於「道問學」來，孔子更重視「尊德性」。孔子周遊列國，不是去求道的，孔子對道是什麼心裏很清楚，他是去推廣他的道，要君主們接受他的道。因此，這裏的「聞」，決不能訓為「知」，而應訓為「達」。「聞」有「達」之訓，最熟悉的就是諸葛亮的〈出師表〉，「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這裏「聞達」並舉，「聞」跟「達」就是同義詞。《論語．顏淵》篇裏面孔子跟子張也有過討論，子張認為「聞」跟「達」是一個意思，但孔子認為「聞」跟「達」不同。孔子這種講法在當時有特別的用意，是臨時措意，而非一般義。在一般的語境中，「聞」跟「達」是同義詞，所以子張以「聞」釋「達」。「朝聞道，夕死可也」即「朝達道，夕死可也」。孔子不是說早晨知道真理就可以死了，而是說達到、實現了理想，晚上就可以死了。如果說「朝聞道，夕死可也」是「朝知道，夕死可也」，那孔子在周遊列國前早就死了。孔子周遊列國不是為了求「道」、知「道」，而是為了達「道」，為了推行他的治國之道，實現他的治國理想。
這些例子在《論語》裏面是有普遍意義的。很多人以為《論語》好講，實際上並非如此。要理解孔子的真精神，就要讀懂《論語》。要讀懂《論語》，就要解決《論語》的誤讀問題。這幾年我已經就《論語》的誤讀問題寫了十多篇文章，以後準備再寫一些，到一定時候出一個論文集。力爭還原真相，將《論語》一些事關孔子思想原則的重大問題的誤讀解決掉。
（本報記者陳菁霞採訪整理）
原載：《中華讀書報》（2012年11月28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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